《论语》有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世间的苦难,不是欲屠杀弱小,就是要成就英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在“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和他的儿子彭士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彭湃,1896年生于广东海丰,在1924年加入我党,后领导农民运动,建立了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然而天妒英杰,彭湃于1929年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临死时,他为心中的理想高唱着《国际歌》。这一年,他33岁。
不幸的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此离开了他热爱的一方沃土;所幸的是,父亲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极大影响了彭湃子女的人生,而彭士禄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路风吹浪打走来,为中国的核动力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幼年多舛,不堕青云之志
外表光鲜的“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在童年时期却苦难频至,祸不单行。三岁时,母亲被反动军阀杀害;四岁时,父亲因革命事业牺牲。而彭士禄也因为父亲的原因被国民党当局到处搜捕,从此,曾受彭湃恩情的佃户和革命群众则带着他东奔西走。
从小失去了父母的彭士禄,只能靠贫苦百姓的“百家饭”养活。彭老后来想起此事,感慨地说道:“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本以为再无大难,谁料小人难防。国民党反动派时刻盯着革命领袖彭湃的后裔,欲伺机铲除殆尽。
原是风平浪静,时任潮安县委书记的陈醒光突然叛变,出卖了彭士禄等人的居所,年仅8岁的彭士禄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最终送至汕头石炮台监狱。在那里,他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粗粮,睡的是无半点棉花的破麻袋。
后来,国民党将其转送至广州感化院,想要日后从思想上控制彭士禄。然而,在国内舆论与多方势力之下,国民政府不得不释放彭士禄,将他丢弃街头,任其听天由命。彭士禄不得已,只好流落街头当乞丐,后来也曾到革命群众家里帮工打杂。1936年,11岁的他再次被捕至潮安监狱。
上天有好生之德,恶徒无害人之机。同年,在农民、知识分子的多方帮助之下,祖母周凤费尽周折找到他,并想方设法将他营救出狱。之后祖母先将他带到澳门,后又将他带到香港,在这里,彭士禄读了两年小学。
1939年,祖母回海丰时,为保平安,将彭士禄送到他的哥哥彭泽民家里。彭士禄从小便有着父亲的优良“基因”,年仅14岁的他从大人的谈话中听说有平山游击队,就与堂弟彭科一起“共赴井冈山”,到惠州参加了东江纵队。虽然勇气可嘉,毕竟经历不足,后来香港地下党组织又把他送回香港,好生看护。
藏器于身,以堪未来之用
住在香港的彭士禄,虽然生活清苦,但不必再担惊受怕,整日归宿不定。在1940年时,彭士禄等一行烈士子弟被周总理所派的副官带往重庆,以进行革命学习工作。这一年,他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夫妇。
彭士禄的传奇人生这时才刚刚开始。他被送到延安就学,在延安中学,他学习刻苦,作风优良,深受领导表扬。后来,延安中央医院要从学校抽调学生当护士,彭士禄义不容辞,自愿报名前往医院工作。在医院工作期间,他每日给伤员病号洗衣喂饭,端屎端尿,干着又脏又累的工作,却从无怨言。在医院期间,彭士禄因为事无巨细、不辞劳苦而成为模范护士,但是也因为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患上肺结核。当时的女权主义代表蔡畅知道后,连忙将他调离医院,派他去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天道酬勤,由于勤奋认真,他的成绩得到很大提高。
1945年,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烈士的后代终于加入我党,不久,他就成为了党支部书记。1945年底,科学院的副院长恽子强带着学生老师从延安出发,欲经张家口挺进东北。天有不测风云,形势变化使恽子强只能在张家口成立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彭士禄在那里学习。
解放战争开始后,彭士禄还曾担任炼焦厂的技术员。后来又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工学院等学校学习过一段日子。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表现,名列前茅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四年之后,中国留学生被苏联安排到几个大城市学习,于是彭士禄被分配到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到1956年毕业。在苏联的六年间,彭士禄的成绩总是令人瞩目。综合课程和毕业论文成绩,他在毕业时以全优的学习成绩获得了“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之称。
时值中国发展核工业,陈赓大将被派往苏联访问,挑选几个学生攻读核动力专业,彭士禄被光荣地选中,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2年,1958年4月学成回国。
此时的彭士禄满腹韬略,真正是到了“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时刻。山重水复之间,要把星火点燃
1958年,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为了加快重工业发展及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正式启动了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这时,彭士禄刚刚回国,整日埋头在北京的原子能研究所。
这一年,正是彭士禄大展身手的前兆。
1959年,中国欲寻“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的帮助,不料苏联却以研制复杂为由,拒绝为中国核潜艇项目提供任何技术援助。伟人当即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核动力专家收到这样的指示,深受鼓舞,决心以在手长缨缚苍龙,在寡助之至的情况下自主研发核潜艇。
1961年,彭士禄任原子能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并兼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副教授。看似万事俱备,可是核潜艇该怎么造,从哪找图纸资料,甚至核潜艇长什么样,这都是未知的,没有捷径可寻,只能一步步学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隔年,由于恰逢3年经济困难,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两弹”,核潜艇项目只好下马,所有余者,仅一个几十人的核动力研究室,由彭士禄担任副主任负责所有工作。1965年,他被转并到核工业部二院二部任副总工程师。
同年三月,搁置多时的核潜艇项目终于启动,彭士禄也守得云开见月明。“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他告别了妻儿,有如大禹治水,义无反顾地参与筹建潜艇核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针对同事找到的资料大多为英文,而他大多数们只懂俄文不懂英文的情况,彭士禄组织了集体的英文学习的活动,他们不眠不休,花费两年时间,终于大致摸清了核电站和核装置的基本情况。
核动力装置研究初期,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公式,在缺少大型计算机的情况下,彭士禄等科技人员靠着算盘和计算尺,日以继夜地计算,终于确立了自己的计算公式。
谁料想,在1967年彭士禄组织建造了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之后,模式堆接连出现故障。为了保证反应堆的绝对安全,彭士禄带领大家做了1:1零功率试验,不断修正公式,终于保证了反应堆在常温下安全可控。1970年7月18日,举国振奋的时刻到来了,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开始,彭士禄发现反应堆竟然达到了满功率,此次地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核动力装置成功运用于潜艇起到决定性的指导借鉴作用。
1970年,在万众瞩目之中,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了。
彪炳史册,路漫漫其修远彭士禄因核潜艇事业闻名天下,他的荣誉却不仅限于核潜艇。对于整个核工业,彭老也无疑是泰斗级的人物。他公开发表了以《中国核能的现状和展望》为代表的十几篇论文,他为中国核工业培养了大量人才,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
时隔多年,回看往事,虽然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彭老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精神和谦逊于学的态度。他说:“时值‘文化大革命’,‘老虎’都被赶下山了,只好‘猴子’称王,我也被抬上‘总师’的宝座。”有趣的是,彭老在搞科研的时候反而“独断专权”,凡事亲力亲为,又总是把责任往自己肩上扛。
今日的彭士禄,早已不是血气方刚的少年,然而赤子之心从未改变。正如父亲一般,“为共产主义奉献终身”早已成为他人生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