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先生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他既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设计者、组织者与实施者，同时也是投身革命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生命历程横跨百年的世纪老人，陈翰笙的一系列研究为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陈翰笙的自传《四个时代的我》则为我们理解这些重要的学术研究与调查实践的具体历史背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期推送的两篇文章，皆选自《四个时代的我》，讲述了陈翰笙所做的系列农村调查的缘起。

1924年，陈翰笙自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应蔡元培先生邀请回国，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结交苏联友人，研读《资本论》，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早期革命活动。经李大钊介绍，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共产国际，并为共产国际刊物《国际通讯》撰稿，报道中国的革命动态。1927年李大钊遭奉系军阀杀害后，陈翰笙被迫前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创办的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关注中国的农民问题。下文所写的正是他在苏联期间经历的一场引发思想转变的争论。

陈翰笙夫妇（1921年）

我同顾淑型从日本神户乘船，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到达伯力，再换车去莫斯科。

当时的苏联，虽然已经挫败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并采取新经济政策挽救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然而，在苏联进入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又遭到国内外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党内反对派的干扰和破坏。农村富农的反抗，粮食生产的危机，使苏联军队和城市还没能摆脱挨饿的境地。我们来到莫斯科，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幅调敝、凄凉的景象。

我和顾淑型被安排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当研究员，但由于各方面困难很多，尤其是房屋奇缺，因而研究所无法安排我们的住处，我们又没有钱住旅馆，处境十分困难。幸亏大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孙女（忘记其名）得知了这一情况，对我们表示十分同情，将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房子借给我们住，不用付租金。我们高兴得前去看房，谁知房中连张床都没有，更不用说家具了，但总算有了栖身之地。那时别说我们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床。我们在地板上铺上厚厚的一层稻草，放上自己简单的行李，就算安了家。

这房子夏季凉快，可是一到冬天，简直冻得无法呆。莫斯科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冰天雪地，尤其是冬季几个月，气温常在零下二三十度。这时又没有煤取暖，冻得我们伸不出手来，晚上，只好两个人拥在一起，钻进薄薄的被子中，哆哆嗦嗦地熬过一个个寒风凛冽的冬夜。住房离市内不算太远，每天上班要坐一个小时的电车。我们与普通苏联公民一样，每天吃配给的黑面包，很少有副食品。日用品也奇缺，上厕所没有手纸，只好用报纸。而报纸的印刷质量又很差，往往一揩屁股，就弄得一手、一屁股油墨！

研究所所长伏斯涅钦斯基和我相处很好，他将布哈林的父亲介绍给我。这位老人当时70多岁，身体很好，他经常兴致勃勃地向我打听中国的情况。每到发工薪的日子，我就会见到斯大林的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她是研究所的会计。那时，她只有30岁的样子，长得胖胖的，很漂亮：鸭蛋脸，一双棕色的大眼睛，鼻子有点往上翘。她经常披着一条大披巾，发薪时站在高高的桌子后面，将一个大算盘拨得“叭叭”地响。每当我去领我和顾淑型的工资时，娜佳·阿利卢耶娃都会亲切地问：“你的夫人好吗？”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农民运动研究所是共产国际筹办的，当时在研究所里工作的外国人不少，但中国人却只有我们夫妻俩。我们住在郊外，与其他人接触不多。工作的内容就是收集中国农民运动的资料，并有选择地将一部分资料译成英文。

二三十年代，在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引起的。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问题一直十分关心，对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建立以及国共合作的问题，都给予了直接的指导。鲍罗廷、布留赫尔（加伦）、维经斯基、马林、米夫、马季亚尔等苏联和第三国际的顾问相继来华，对中国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而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三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制定了实现革命纲领的统一战线方针；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并很快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胜利进行了北伐战争。在这种胜利的形势下，虽然也有国际问题研究者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但都受到了抵制与批判，如魏特夫、瓦尔加曾提出中国前资本主义没有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只有官僚和劳动者之分的谬论。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于是，在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理论界，魏特夫观点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所采取的革命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所以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一书，将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引向高潮。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文版

马札亚尔著　陈代青、彭桂秋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马季亚尔是匈牙利人，1926年到过中国。我到苏联时，他正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担任东方部部长。马季亚尔和瓦尔加可以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代表人物。我与马季亚尔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经常见面，他那时正在写那本《中国农村经济》，对于刚从中国来的我和顾淑型还是比较注意的。我们有过几次接触，但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观点就迥然不同，还发生过几次激烈争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而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我说，你讲的那只是农产品商业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业化，早在中国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马季亚尔不以为然地说，资本就是资本，还有什么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区别呀？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还请你读读《资本论》吧！”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

在莫斯科的这场争论，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无法决定革命的方针路线，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

1928年1月，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好友高仁山被杀害的消息，十分悲愤。后来才知道，高仁山在北京天桥被杀后，他的家属不敢去收尸，还是顾淑礼出面去收尸，将他葬在西山卧佛寺的东面东沟村。解放后，1960年10月23日我去扫墓，追念友人，口占七绝一首：“景色朦胧记忆新，平生友好无多人。西山佛寺仁山墓，不入阇黎自有因。”高仁山的儿子在成都当工程师，女儿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银行工作，女婿在海军研究所工作。70年代初，这对夫妇回国，到东华门寓所看我，我领他们去卧佛寺凭吊了高仁山的坟墓。

1928年5月，我们夫妇回到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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