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襟怀

文|陈鲁民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了四大导师，他们分别是：国学大师王国维；戊戌变法领导人梁启超；哈佛大学博士、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这三位都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唯独第四位导师陈寅恪，籍籍无名，鲜有建树，既无博士头衔，也无著作问世。

提名陈寅恪的是梁启超。清华校长曹云祥回复说：“陈寅恪一无著作，二无博士学位，怎能胜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正因为梁启超不遗余力地推荐，陈寅恪才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刚满36岁。

也多亏梁启超慧眼识珠，全力推荐，才成就了这位后来在清华园里大显身手的“教授中的教授”，成就了他的辉煌学术事业，奠定了他国学大师地位。按常理说，有此知遇之恩，陈寅恪对梁启超即使不说是感激涕零，至少也应该谦恭礼让。

但是，情况却恰恰相反，陈寅恪不仅从没有对梁启超的引荐表示过谢意，而且还时常为一些学术问题与梁争辩不休，唇枪舌剑，不肯稍有相让，有时还出言刻薄，火气很大，丝毫不给梁启超面子。

有一次，因为评价陶渊明，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激烈冲突。梁启超认为陶渊明弃官归隐最主要动机，是当时世风颓败，斯文扫地，他又没力量扭转乾坤，那就洁身自好，拒绝同流合污，保持高尚人格。

这也是传统的主流派观点。陈寅恪则针锋相对，认为陶渊明“耻事二姓”才是根本原因。同时，还批评梁启超 “取自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因为梁也是两朝为官。不管是否有意，这个批评就有点过火且不够厚道。

有人因此嘲讽他引荐陈寅恪是“引狼入室”，他只是宽容一笑说：“无论是批评陈寅恪还是讥讽我的人，都把我们看得太小了。”不客气地把前来挑拨离间的长舌妇赶出办公室。并依然和陈寅恪保持良好朋友关系，切磋学问，互相砥砺。他这里说的一个“小”字所折射出的却正是大师的“大”字，气度之大，胸怀之大，格局之大！

梁启超与李鸿章是多年政敌，一个是维新派首领，一个是保守派头头，两人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李鸿章病逝后，梁启超并未幸灾乐祸，反而深表悲痛，奋笔疾书,写出了著名的《李鸿章传》。充分肯定了他的贡献和才华，理解他的难处与无奈，书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引起朝野一时轰动，深为梁启超的宽容大度所折服。

最令人佩服的还是他在生死关头表现出来的淡定与理性，大度与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透视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肿瘤。手术切除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原本可以不切除的。而且，术后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病情每况愈下。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当标本看”。

梁启超虽病势日重，已无力回天，仍抱病执笔，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不久，梁启超便病逝了。

对晚生后学荐人唯贤，尽力提携，以德报怨；对政敌不计前嫌，不落井下石，敢于仗义执言；对误诊宽容大度，谅解安抚，力求客观公正。梁启超的胸襟与其学问一样博大精深，永垂典范，是个天地间大写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