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能在西汉的史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不只是西汉，因为他所开创的适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制度，汉后的朝代都予以了采纳。董仲舒也从西汉的名人成为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儒学大师。能够终结自先秦持续到汉代的百家争鸣现象，董仲舒“凭什么”？

一、董仲舒与“百家争鸣”

先秦时代，各种各样的学说派系蓬勃发展，为了追求各自心中的“大道”而互相竞争、互相促进。这些学派的代表有儒家、道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等。这些学派与其思想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摆在各国君主面前，就看他们识不识货。这种先秦时代文化、思想上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历史上称为“百家争鸣”。到了汉代，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百家争鸣跳下历史的舞台，儒学得以从百家中胜出，成为古中国的正统思想。

二、秦汉用道而不抑他道

这里的汉，指的是汉武帝之前的四位皇帝所统治的时代。包括高祖、惠帝、文帝与景帝四位皇帝。而在汉之前，大一统的秦代为何没有终结百家争鸣呢？要知道在这些皇帝的统治时期，基本上也只应用一种学说。

1.用道而毋绝道

秦之强盛，在商鞅变法。商鞅属于百家中的法家，除商鞅之外，战国时代法家学说的代表还有申不害。商鞅在秦国推行法家政策的效果人所共知，申不害在韩国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申子相韩”期间，韩国国力强盛甲兵壮足。

虽然处于四战之地，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韩国成之法家，也没有破坏其他学说。在韩昭侯及申不害过世后，法家在韩国的地位日渐下降，韩国也最终灭亡。秦国采用法家学说，同样没有打压其他学派，因此秦虽是大一统朝代，却没有终结百家争鸣的局面。

汉承秦命，汉帝国刚刚建立之时，不可不说已经弱到极致。就连给天子拉车的八匹白马，在整个国度都找不出来。其他的大臣、黎民就更不用说了。国家处于如此百废待兴的局面，汉帝国高层抛弃了秦时使用的法家策略而选择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短短几十年就使汉帝国成为一个强盛的大帝国。

道家为汉初的国家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汉帝国得以强盛的基石。即便如此，其他学派仍然没有被终结。直到汉武帝上台，一改之前对匈奴和亲的政策，以强盛的国家为后盾开始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

而儒家对于汉武帝来说更适合，因此他选择了儒家，选择了董仲舒。可能他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与董仲舒一手促成了百家争鸣时代的彻底终结。因为在此之前，其他皇帝采用一种学说治国时，往往不会打压其他学说，甚至使其灭亡。因此在文化上一直保持着百家争鸣的状态。当他公开地、强硬地插手，百家争鸣被终结的结局就已经无法避免了。

三、为什么董仲舒能够终结百家争鸣？

历史选择了儒家，让它作为文化继承者，让它统领中国文化两千年。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诡辩的纵横家、顺应自然的道家、务本的农家等众多学说中，为什么是儒家胜出？

1.适应汉武帝北伐匈奴的雄心

自西汉立国以来，对北方匈奴的政策都是防御以及招抚，无论是汉初还是文景时期，都不愿北伐。汉高祖曾北伐匈奴，却大败而归。匈奴王甚至曾向吕雉求婚说:反正你们的皇帝已经死了，不如嫁给我（刘邦崩后，西汉前后少帝在位吕雉掌政时期）。

国内哗然，多位将军大臣上奏请求出击匈奴。而吕雉出于西汉国弱的情况选择了隐忍。她回复匈奴王说:“妾身年老色衰，不适再嫁。”吕雉之后，西汉采取的“无为治国”策略不仅改变了西汉的经济面貌，也改变了大臣们的心态。大臣们不愿再起刀兵，对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形成了极大的压制，其中的代表就是窦漪房。

窦太后崩后，汉武帝意识到道家这种“无为”是最大的阻力，而儒家与自己的理念相合，便于北伐。因此将儒家代以道家成为西汉的治国之道。

2.“天人三策”，并非单纯的儒家思想

董仲舒献“天人三策”，汉武帝非常高兴。这“天人三策”其实并非单纯的儒家理念与哲学。按现在的标准介绍语术来讲，《天人三策》是以传统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再结合“黄老”与百家思想的精华，整合成为一项新的、具有神学倾向的思想体系，即新儒学。

这种“新儒学”在形式以及教育上仍然采纳了孔孟的主张，但将原本适用于治国之道的道家思想也糅合进去。也就是说，现在的儒学从过去的侧重于注重个人修养到家国平齐有了十分的进步。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汉武帝通过这种新儒学把“以战止战，战之可矣”的思想根植入民众与大臣的思想之中，从而能够获得臣民对汉武帝北伐计划的支持。

即便是大臣们仍然守旧不改，汉武帝也可以以“民为先”这种方法达到目的。这么说来好像某一方是邪恶某一方是正义的一般，实际上这只是两个不同思想的碰撞而已。而汉武帝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帮助自己的思想推广从而获得优势罢了。实际上，道家的没落是必然的。即使没有董仲舒，也会有杨仲舒、白仲舒。没有“天人三策”，也会有“地人三策”、“天地三策”。没有新儒学，也会有新法学、新农学。总之，儒家的崛起是因为它契合了当时的皇帝的思想。

三、儒学为何能推行千年？

可能汉武帝也没有想到，身后上千年的历史，大部分时间儒学都是历朝历代的正统思想。这与儒学所推崇的“忠君爱国”思想密不可分。作为致力于政权稳定的思想，儒学得到了后世的肯定并大加褒扬。为了培养这样“忠君”的人，朝廷将仕途的入场券牢牢地握在儒学的手中。“天地君亲师”的排序让君主成为了实际上的最高信仰。

之后又提出“忠孝两难全”的思想来鼓励人们在忠君与忠亲之中选择前者，而这样更有利于封建君主的统治。在今天，儒学虽然早已不再是国家的主流思想，但其仍然在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每一次看到奉行古代美德而被众人称赞时，我的心里都会感到骄傲，骄傲孔孟美德仍然在社会之中流传。当看到有孩子举报自己的父母时，我也会生出一种赞许与厌恶交织的情绪。我知道，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儒学与现代道德观念的共鸣与碰撞。

四、总结:

董仲舒向汉武帝献天人三策，为他提供儒学或者说新儒学能够得到接受，正是因为当时的汉武帝急需一种新思想来改变当时国内不愿同匈奴作战的风气。按照这种思路，儒学本不该如此兴盛。只能在汉武帝或者汉代拥有这样的“执政思想”地位。

可能令董仲舒没有想到的是，新儒学宣扬的“忠君爱国”理念成为了君主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利武器。这种精神的改造远比肉体上的征服来得更有威力。而历朝历代的君主们很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董仲舒与汉武帝相继去世后，他们所提出和采纳的新儒学在身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得到贯彻实行。

这种新儒学思想与封建社会的统治要求相契合，我曾看到有人批评儒学提倡“忠君”的陈腐观念。但我想说，以现代的眼光来批评古代的行为是不合适的，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做法难免令人厌恶。能在一个时代盛行的思潮，必然符合当代的社会境况，而儒学正是如此。

参考文献:

1、《西汉儒学考》

2、《董仲舒与“天人三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