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唯一一个以战争命名的时代，原因要从这几点看
战国：唯一一个以战争命名的时代，原因要从这几点看
【引言】每个朝代的开始与灭亡都与战争息息相关，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时代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改朝换代时期，大大小小的混战不断，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不少。但只有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这段时间以战争命名。
春秋时期之后，各国林立，交战不断。战争频繁确实是战国的显著特点之一，但这并不是战国名字的主要由来原因。深究战国时期的特征，才能明白其内核。
战国时期的军队规模大，专业性也更强，各国都建立了自己的精锐部队，领导者也从原本的文武全才变成了更加专业的武将。
文武分工明确
春秋时期，百官们文武分工不明确。很多官员既要领兵打仗，也要做政治工作。战争中的领导者一般由各国贵族及士大夫兼任，比如说春秋时期的秦国。从亲身作战的秦献公，再到商鞅。大部分人对商鞅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他的变法，但他也同样领兵作战，为秦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河西之战、固阳之战，都是由商鞅指挥的。《汉书·刑法志》将商鞅与吴起、孙膑以及孙武并称。除了商鞅之外，秦国的其他灵魂人物，张仪、魏冉以及甘茂等人，都是身兼数职，在战场与朝堂之间往来。
而说起吴起，第一次河西之战正是他率领一众将士将秦军赶到了洛水附近，阻止了秦国前进的脚步，壮大了魏国的势力。但吴起同样不能称作一个真正的军事家，大败秦军以后他留守河西，做了河西郡守。后又领导了楚国变法，比起军事家，他更像是一个多元工作的政治家。
这种情况在战国中后期得到了改变，文武分工逐渐明确。专业的武将阵前冲锋，文官则专注于国家的发展。越是在军事实力强的国家，越容易出现战争奇才，比如最著名的战国四大名将：白起、廉颇、李牧、王翦。这四大名将中秦国、战国各占一半，其它五国却没什么出名的大将，这也是战国末期秦国雄起，其余国家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专业化的四支强军
除了文武分工，战国后期许多国家还出现了专业化的军队。春秋时期，各国家军队储备量大，但是存在着重“量”不重“质”的问题。但为了应对战国时期强度高、频率也高的战争需求，许多国家都开始注重军队士兵的品质。
齐国在春秋时期就组建了一只专业化的军队，这给了其他国家灵感。秦国、赵国、魏国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强军，后世统称为“战国四大强军”。这四支军队中的士兵不同于春秋时期从百姓中随机抽调的普通士兵，他们是国家的常备军，经过系统的训练，战斗素质极高。为了激励他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各国都出台了战争奖励机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待遇。
说起战国时期，各国对待战场俘虏的方式，许多人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残忍。春秋时期，各国对于在战场上中战败的敌军，一般都会用做祭祀，或者充入本国贵族家中，当作奴隶。更有甚者，会将这些俘虏送回敌国，以此换取金钱或者城池。
秦朝一扫六合之后抓到的俘虏大部分都收归己用，充入自己的军队，后世朝代也基本沿用这个方法。比如唐朝时李世民四处征战，就会将败军收入自己麾下，甚至是一些文官和武将，比如尉迟恭、罗成等人。有时这种收编甚至跨越民族，元朝时的蒙古军以及入关的清军都曾将汉人收为己用。
但战国时期却截然不同，公元前364年，石门一战，秦献公带领的秦军打败了三晋的联军，于石门斩首六万。后来又打败了魏军，同样就地斩首。俘虏成了士兵们屠杀的目标，战场再难有生还者。尤其是在战国的中后期，斩首人数成了战争输赢的一项重要指标。
而秦国的战神白起被启用后，他将战场的伤亡规模推向了一个高潮。公元前260年，白起凭借长平之战一战成名，他力克赵将廉颇、赵括，使赵国军队四十五万人全部殒命长平，无一人生还，这场战争创下了古代中国单场战争杀敌人数。的纪录。在长平之战后，势如破竹的秦军进一步推进自己的统一计划，每场战争的杀敌人数都在几万以上。这使得战国有别于任何一个朝代。
军事家们系统的整理战争，分析战争，由此得出军事思想，并将它们编录成册。不会有哪个朝代会比战国时的军事家更多了，所以战国时期就是中国历史研究、思考战争的集大成者。
《吴子兵法》正是诞生于战国时期的五大军事理论著作之一，《吴子兵法》又称《吴起兵法》，其中论述了军队训练的重要性及方式，首次提出对军人也要进行分工，让他们能够发挥所长。这一段也运用到了魏国自己的军队上，战国四大强军之一的魏武卒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除了《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墨子·备城门》以及《尉缭子》都诞于战国时代，极大的补充、完善了我国的军事理论。
【结语】战争的数量并不是战国名字的主要由来，战争的规模大小、军队和将领的专业化、以及军事理论的系统化才是它得名的主要原因。虽然残忍，但这正是推动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必不可少的一环。军事只是政治的手段之一，造成战国时期大规模战斗的是各国之间的对立和对国家利益的追逐。周王朝的分封制，导致各国林立。数百年的分离，是各国之间没有认同感，才会让战争肆虐。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战争命名的朝代就此诞生。
《史记》
《商君书》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