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回忆长征：遇到过一件很新鲜的事，想起来就哭笑不得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举，其艰辛与曲折令人叹为观止。作为红军将领的杨得志，在这段历程中亲身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然而，在他的回忆中，有一件事却显得格外特别。每当提起，杨得志总是笑中带泪，泪中有笑。这件事发生在彝族地区，涉及了一群意料之外的"对手"。当时的情形既令人啼笑皆非，又充满了戏剧性。究竟是什么样的遭遇，能让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如此感慨？这个"新鲜事"又给长征增添了怎样的色彩？让我们跟随杨得志的回忆，一起揭开这个既滑稽又令人深思的历史片段。

1911年，杨得志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普通的铁匠家庭。成长于动荡不安的年代，杨得志从小就目睹了底层人民的苦难。1928年，17岁的杨得志听闻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进入宜章县城，毅然决然加入了这支革命队伍。

杨得志加入工农革命军后，很快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勇敢果断，思维敏捷，反应迅速，这些特质使他在战场上如鱼得水。在一次次战斗中，杨得志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并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基层指挥官。

1930年，杨得志参加了著名的"八月暴动"。在这次行动中，他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战术素养。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杨得志带领部队巧妙突围，成功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这次经历不仅证明了他的军事才能，也让他在红军中崭露头角。

随后的几年里，杨得志参与了多次重要战役。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他指挥部队在赣南地区多次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为保卫中央苏区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这些战斗中，杨得志逐渐获得了"沙场疾风"的美誉。

这个绰号的由来，源于杨得志在战场上快速果断的指挥风格。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他总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中做出准确判断，并迅速采取行动。他的部队往往像一阵疾风一样，突然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此时的杨得志已经成长为红一团团长，肩负着重要的指挥任务。在长征初期，他带领红一团担任了先头部队的重任，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

在长征途中，杨得志率领的红一团多次面临险境。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强渡乌江的壮举。面对宽阔的江面和敌军的严密防守，杨得志凭借童年在竹林中长大的经验，带领战士们就地取材制作竹筏，成功渡过了乌江。这一战术不仅体现了杨得志的机智，也展现了红军将士们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正是由于这些出色的表现，杨得志和他的红一团逐渐在红军中声名鹊起。周恩来曾赞誉红一团为"天下第一团"，这个称号不仅是对杨得志个人能力的肯定，更是对整个红一团战斗力的高度评价。

然而，杨得志的军旅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在长征途中，他也曾遇到过令人啼笑皆非的困境。特别是在穿越彝族地区时，发生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新鲜事"。这件事不仅考验了杨得志的应变能力，也为长征这段艰苦卓绝的历程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长征。作为红一团团长的杨得志，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中央军委给予他一项艰巨的任务：率领红一团担任先遣队，为后续大部队开辟道路。

这个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国民党军队在各个要道设置了重重关卡，红军不仅要突破敌人的封锁，还要在复杂的地形中找到适合大部队通过的路线。作为先遣队，红一团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

杨得志深知责任重大。他带领红一团日夜兼程，穿越崇山峻岭，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途中，他们遇到了不少困难。有时是险峻的地形，有时是恶劣的天气，更多时候是来自敌军的威胁。但在杨得志的带领下，红一团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1935年1月，红一团来到了乌江边。这条江河宽阔湍急，两岸陡峭，敌军又严密把守，渡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如果不能尽快渡过乌江，整个红军都将陷入险境。

面对这一困境，杨得志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和领导才能。他注意到江边生长着茂密的竹林，立即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杨得志召集部队，指示战士们砍伐竹子，制作简易的竹筏。

在杨得志的指挥下，红一团的战士们分工协作，有的负责砍竹子，有的负责编筏，还有的负责搜集绳索和其他必需品。很快，一批能够承载士兵和装备的竹筏就制作完成了。

为了确保渡江行动的成功，杨得志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他决定在夜间行动，利用黑暗掩护部队渡江。红一团分成几批，轮流使用竹筏渡河。第一批渡江的战士负责在对岸建立桥头堡，为后续部队提供掩护。

渡江行动开始后，杨得志亲自坐在第一批竹筏上，带头冒险。夜色中，竹筏无声地滑过江面，战士们屏住呼吸，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终于，第一批战士安全抵达对岸，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为后续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整个渡江过程持续了整夜，到天亮时，红一团已经全部安全渡过乌江。当国民党军队发现时，红军已经控制了江对岸的有利位置，敌军仓促组织的反击被轻易击退。

这次成功的渡江行动不仅展现了杨得志的机智和勇气，也体现了红军将士们的团结协作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红军能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渡过乌江后，红一团继续担任先遣队的角色，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他们穿越了贵州的崇山峻岭，跨过了无数大小河流，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杨得志和他的红一团不断展现出优秀的战斗力和适应能力。他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战术，有时采取隐蔽行军，有时则大胆出击，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这种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为后续大部队的顺利通过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是由于红一团在长征中的出色表现，周恩来给予了他们极高的评价，称之为"天下第一团"。这个称号不仅是对杨得志个人领导能力的肯定，更是对整个红一团在艰难环境中表现出的顽强战斗精神的褒奖。

然而，长征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辛。在完成渡江任务后，杨得志和他的红一团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其中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即将发生在彝族地区的那件"新鲜事"。这个意外的插曲，不仅考验了红军指挥员的应变能力，也为长征这段艰苦卓绝的历程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1935年5月，红军长征队伍抵达四川西部的彝族聚居区。这片区域地形复杂，山高路险，对于已经行军数月的红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作为先遣队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策：是绕道而行，还是冒险穿越这片未知的区域？

就在此时，刘伯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选择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穿越彝族区。这条路虽然险峻，但能够避开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防线，为红军争取宝贵的时间。杨得志权衡再三，决定采纳这一建议。

然而，穿越彝族区的难度远超红军的预期。首先是地形的问题。这里的山路狭窄崎岖，有些地方甚至只容一人通过。红一团的战士们不得不排成长长的队伍，小心翼翼地在悬崖边缘行进。有时，为了通过某些特别险要的路段，他们不得不用绳索互相牵引。

除了地形带来的挑战，红军还面临着与当地彝族人的首次接触。彝族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与汉族地区有很大的差异。红军此前对彝族的了解十分有限，这给双方的沟通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语言障碍是第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彝语与汉语有很大的不同，红军中懂得彝语的人寥寥无几。为了与当地人沟通，杨得志不得不依靠手势和简单的肢体语言。这种交流方式虽然笨拙，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不得不采取的办法。

就在红一团艰难前进的过程中，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杨得志带领一小队战士在一个彝族村寨附近侦查路线。突然，一群彝族青年围了上来，对着红军战士的衣服指指点点，还伸手触摸。

起初，杨得志以为这些彝族青年只是出于好奇。然而，情况很快失控了。这些彝族青年开始扒红军战士的衣服，甚至连杨得志身上的军装也不放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红军战士们一时不知所措。

杨得志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知道，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引发冲突，影响整个红军的行军计划。但同时，他也不能让战士们赤身裸体地继续前进。在这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下，杨得志展现出了卓越的应变能力。

他首先示意战士们不要反抗，以免激化矛盾。然后，他尝试用手势向彝族青年解释，希望他们能够理解红军的处境。但这种努力收效甚微，彝族青年们似乎对红军的衣服有着强烈的兴趣，根本不为所动。

就在此时，杨得志注意到村寨中有几个看起来像是长者的人。他立即改变策略，转而向这些长者表示敬意，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这一举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彝族长者似乎理解了红军的困境，开始呵斥那些年轻人。

在长者们的干预下，局面终于得到了控制。彝族青年们虽然依旧好奇，但不再强行扒红军的衣服。杨得志趁机带领战士们迅速撤离，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更大冲突。

这次意外事件虽然惊险，但也给红军上了一堂宝贵的课。杨得志意识到，要想安全通过彝族区，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彝族的文化习俗，尊重他们的传统。他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建议寻找懂得彝语的向导，以便更好地与当地人沟通。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红军在随后的行军中找到了一位名叫小刘的彝族通讯员，他的加入大大改善了红军与彝族之间的沟通。在小刘的帮助下，红军逐渐了解到，彝族人对鲜艳的红色服装有特殊的喜爱，这才导致了之前的尴尬事件。

尽管经历了这次意外，但杨得志和红一团并没有因此放慢脚步。他们继续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为后续的大部队开辟道路。然而，穿越彝族区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更多的文化差异和潜在的冲突仍在等待着他们，这需要红军领导人展现出更高的智慧和更强的适应能力。

随着红军深入彝族地区，与当地彝族人的接触变得越来越频繁。尽管有了小刘这位彝族通讯员的帮助，但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仍然层出不穷。杨得志和他的红一团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一天，红一团来到一个名叫莫尔格勒的彝族村寨。这个村寨坐落在一个山谷中，四周被茂密的森林环绕。当红军战士们疲惫地来到村口时，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并没有表现出敌意，反而热情地迎了上来。

然而，这种热情很快就让红军感到困惑。村民们开始拉着战士们的手，将他们带到村子中央的一块空地上。在那里，摆放着几个巨大的木桶，桶里装满了一种红军从未见过的液体。

小刘解释说，这是彝族人酿造的苦荞酒，是他们待客的最高礼仪。按照彝族的传统，客人必须喝下这种酒，否则就是对主人的不尊重。杨得志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红军正处于长途跋涉中，不能饮酒。但如果拒绝，又可能会冒犯彝族人，影响双方关系。

就在杨得志思考对策时，一位彝族长老走上前来，用彝语说了一大串话。小刘翻译道："长老说，你们是从远方来的客人，一定要喝下这种祝福的酒。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得到祖先的保佑，平安度过前方的险阻。"

面对这种情况，杨得志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智慧。他先是通过小刘向彝族长老表达了深深的谢意，赞美了彝族人的热情好客。然后，他解释说红军正在执行重要任务，不能饮酒，但他们非常感激彝族人的好意。

为了表示诚意，杨得志提议用另一种方式来完成这个仪式。他建议，由他代表全体红军战士象征性地品尝一小口苦荞酒，以示对彝族传统的尊重。同时，他请求彝族人能否给红军一些干粮，这对于长途跋涉的战士们来说，比酒更加珍贵。

这个建议得到了彝族长老的认可。长老欣然同意了杨得志的提议，并命人取来了一碗苦荞酒。杨得志郑重其事地接过酒碗，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小心地抿了一口。那苦涩而又醇厚的味道，让他不禁皱了皱眉头，但他还是强忍着咽了下去。

这个小小的举动赢得了彝族人的尊重和信任。村民们开始热情地为红军准备干粮和水。一些妇女甚至拿出了自家珍藏的腊肉，要送给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就在红军准备离开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彝族青年突然跑到杨得志面前，递上了一件精美的彝族服饰。通过小刘的翻译，大家才知道，这位青年希望用这件服饰换取杨得志身上的红军军装。

原来，彝族人非常喜欢红色，认为这是吉祥和勇敢的象征。他们对红军的红色军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能够拥有一件。这个请求让杨得志陷入了两难。一方面，军装是红军身份的象征，不能随意赠送；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拂了彝族青年的好意。

经过深思熟虑，杨得志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取下自己的红色领章，郑重其事地交给了那位彝族青年，并通过小刘解释说，这个领章代表着红军的荣誉和友谊，希望彝族人能够珍惜。同时，他接受了彝族青年赠送的彝族服饰，表示这将成为红军与彝族人友谊的见证。

这个处理方式不仅化解了尴尬，还进一步增进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彝族青年欣喜若狂，将领章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其他村民也纷纷表示希望能得到类似的纪念品。

为了满足彝族人的愿望，同时又不影响军纪，杨得志灵机一动，命令部队将一些破旧的红色布条剪成小块，作为礼物分发给彝族村民。这个创意获得了巨大成功，村民们争相领取这些红色布块，视若珍宝。

这次与彝族人的"新鲜事"，不仅化解了潜在的文化冲突，还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支持。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这个村寨的彝族人主动为红军提供向导，帮助他们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成功突破了多个险要关口。

然而，穿越彝族区的挑战远未结束。在前方，更多的艰难等待着杨得志和他的红一团。但这次经历让他们认识到，只要以真诚和智慧去面对文化差异，就能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找到突破口。带着这份新的认识，红军继续向着更远的目标前进。

1935年6月，红一团在杨得志的带领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成功穿越了彝族区。这段艰难的旅程不仅为后续红军部队开辟了一条宝贵的通道，更在军事战略和民族政策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红一团走出最后一个彝族村寨时，杨得志立即召集团队进行了总结。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积累了大量与彝族交往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整个红军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杨得志命令参谋人员详细记录下所有的经历，包括与彝族人交流的方法、彝族的风俗习惯、地形特点等等。这份报告后来成为红军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军事方面，穿越彝族区的成功为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略通道。这条路线虽然艰险，但却能有效避开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封锁线。红一团的探路经验为后续部队的行军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根据杨得志的建议，红军总部决定派遣更多的小分队深入彝族区，寻找更多可能的通道。

然而，穿越彝族区的意义远不止于军事层面。这次经历让红军领导人深刻认识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性。在此之前，红军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了解十分有限。通过这次亲身经历，他们不仅了解了彝族的风土人情，更认识到了团结少数民族的重要性。

就在红一团刚刚走出彝族区不久，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几个彝族青年找到了红军，表示愿意加入红军。这些年轻人中，有些是之前与红军有过接触的村民，还有一些则是听说了红军的事迹后主动前来投奔的。这个消息让红军领导层十分振奋。

为了表示对彝族青年的欢迎，杨得志亲自接见了他们。在交谈中，杨得志了解到，这些彝族青年加入红军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被红军的纪律和理想所吸引，有的则是希望通过参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些彝族青年的加入都标志着红军在民族政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杨得志深知这些彝族青年的加入意义重大。他立即向上级汇报，建议成立专门的彝族部队。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在短短几天内，红军就组建了第一支彝族队伍，由一名有经验的红军干部担任指导员，几名懂得彝语的红军战士担任翻译。

这支彝族队伍的成立，不仅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为红军赢得了更多彝族人的支持。消息很快在彝族聚居区传开，越来越多的彝族青年表示愿意加入红军。这种变化让红军领导层意识到，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对于革命的成功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红军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政策。在穿越彝族区的过程中，他们深刻认识到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为此，红军总部专门下发了一份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少数民族地区活动时，必须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严禁任何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的行为。

这份指示的出台，标志着红军的民族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随后的长征中，红军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动也明显变得更加顺利。许多少数民族不再将红军视为外来侵略者，而是把他们当作可以信赖的朋友。

成功穿越彝族区的经验，也促使红军领导层开始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他们意识到，要想真正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就必须有来自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为此，红军开始有计划地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他们提供学习和晋升的机会。

这一政策很快就显示出了成效。在随后的战斗中，这些少数民族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能够更好地与当地少数民族沟通，还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为红军制定更加符合实际的政策。

总的来说，红一团成功穿越彝族区这一事件，对红军的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开辟了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更重要的是为红军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支持，推动了革命队伍的民族化进程。这段经历成为了红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政策制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