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狄克逊（Jeane Dixon，1904年1月5日— 1997年1月25日），德国移民后裔，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占星家及特异功能者。

珍妮被认为是预言天才，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要去远处出差，她告诉母亲，父亲将会带一条狗回来。果然，父亲回家时，就带了一只罕见的黑白相间的大牧羊犬。人们小珍妮是怎么猜到的，珍妮说：当时她“看见”父亲在买那狗。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能是被蒙着的，珍妮的家人也没有太在意。随后，有位吉普赛女郎送给小珍妮一只水晶球，小珍妮拿着它玩，小珍妮说自己能从水晶球里看到就像万花筒一样的看到图像，那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一些未来，家人仍然没有重视小珍妮的说法，认为那是小孩子的瞎说，但是，这却引起了一个叫玛丽·德雷斯勒的人重视，因而成为第一个请小珍妮的人。

当时，玛丽·德雷斯勒是个演员，因为当演员没有出头之日了，考虑开办一个供膳食的寄宿处，请珍妮为她卜一卜。小珍妮往水晶球一瞧，整个水晶球象国庆节的焰火，光芒四射，射出了数不清的百元、千元面额的支票。于是，小珍妮仰起头对还默默无闻的玛丽·德雷斯勒说：“你将成为大明星，有很多很多的钱。”

最终，玛丽·德雷斯勒的未来被小珍妮成功预言，在有声电影时代来临后，玛丽·德雷斯勒演绎了《安娜·克里斯蒂》、《拯女记》、《爱玛恨史》等经典作品，凭借在《拯女记》中的出色表演，最终赢得当年的奥斯卡影后桂冠，并且在之后的三年里连续成为美国十大卖座影星之一。

此后，小珍妮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都请她预言，其中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大商人甚至著名政要，她甚至还准确无误预言了一些世界局势。因为是女性，对时事政治不太了解，但却能对国际事件的预测百发百中，于是，一些政治家纷纷上门求教。1945年，珍妮邀出席了为欢迎来访的丘吉尔首相举行的宴会，展示了自己的“非凡才能”。

据说，当珍妮同丘吉尔握手时，突然获得灵感，便恳求说：“首相，最好不要过早选举，否则您将落选。”丘吉尔看着眼前这位年青的女子，哼了一声：“英国绝不让我下台！”对首相的话，珍妮充耳不闻，接着说：“暂时落选不要紧，过几年，英国的大权会再度落在您的手里。”果然，1945年6月，英国大选，丘吉尔落选，但六年之后，丘吉尔东山再起，重挂首相披风，神气十足，直到1955年自愿隐退。后来，丘吉尔向珍妮表示了他的敬意。

除了特异的预言，珍妮还写书，著有《我的预言和我的一生》、《轮回和祈祷的生活》、《占星的狗，霍顿米夫林》、《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安德鲁斯麦克米尔》、《从敬爱的先知和先见礼物的舒适和灵感的祷告词》、《你的猫有ESP？》等七本书。1997年1月25日，珍妮因心血管病在华盛顿西布利纪念医院离开了人世，享年93岁，结束了她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据说临终前，珍妮大胆地预言了中国未来的地位：美国将会衰败，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担任领导世界的能力。

与珍妮有着相似“预言”的还有一个人，不过他是美国的学者、天文考古学家，名叫班大为（David W.Pankenier）。班大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星象学说“五星聚”，即五大行星（木、火、金、土、水）密集聚合在一起的一种罕见天象，也叫五星合聚或五星聚合，曾在自己重要论文里激情地说，2040年9月“五星聚”奇观的到来，很可能是中国再次走向繁荣和富强的时间节点。他的话让网友们联想到了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的一面织锦，其上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字出自《史记·天宫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天地回转，日月流逝，五星难以聚合。科学家们通过“五星聚”研究，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这一罕见的天文奇观，班大为的“预言”或来自于此。

预言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种“神秘科学”，其实，这种“神秘科学”在我国自古就有了，甚至演变成了相术。比如袁天罡就是唐代最著名的相师，他曾为房玄龄、李审素、杜淹等不少人演算，这些人最终的结局，都被他分毫不差地言中。据说，袁天罡的一生为他人看相无数，几乎没有任何的失误，就连唐太宗和武则天都对他敬佩不已。与前文中的两位美国人不同的是，有一个英国人也曾经预言：“他们（中国）很可能会超过我们！”

这位“预言家”人们都很熟悉，即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伯特兰·罗素。1872年出身于曼摩兹郡一个贵族家庭。1890年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曾两度在该校任教。1908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并被授予英国嘉行勋章。

1920年，罗素来到中国作了为期一年的讲学，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行为习惯等做了大量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明作了深层的分析、透视。回国后不久，他就出版了《东西方文明比较》，受到当时中国国内进步人士的热情欢迎和赞赏，被孙中山先生称作是“唯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在《中西文明比较》中，罗素写道：“中国的学生很能干而且特别勤奋，中、高等教育苦于缺少资金，缺少图书馆，但不缺乏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尽管迄今为止中国 文明在科学方面有缺陷，但它从来没有包含任何敌视科学的东西。”为此，他断言：“假若中国人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资金，那么在未来 30年内，他们将会在科学上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很可能会超 过我们，因为他们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具有民族复兴的热情。”

罗素说的未来 30年并不是指他来中国的1920年－1950年，应该是1950年至1980年，或者1980年以后，对此，一些人分析说罗素的预言再过几年就差不多了，中国的崛起超过欧盟只是时间问题，而欧盟因为各种原因现在甚至出现了衰退。

其实，罗素的预言准或者不准，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在《中国人的文化问题》有过这样一段话：“我相信，假若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而这要比珍妮与班大为的“预言”科学得多。

如果把预言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外围现象的推理、分析来判断事物的本质，进而得出结论，现实成功预言，同时，那些预言家都以此了逻辑程序和操作手段，那么，预言与预言者都是值得人们敬重的。对于，中国强大的预言，人们更多地是要看到它的科学依据，而不是一味地、盲目地偏听偏信，进而让它变成一种纯粹的阿Q精神是没有必要的；不管预言如何，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起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是真的，因为今天的实干就是明天的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