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起郑和下西洋，世人总会联想到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其中，赞扬者将重点放在体量和感官层面，认为三宝太监的远航让明朝威严远播。反对者则将焦点置于经济账，觉得如此耗费巨大的工程并没有换来多少实际利益。

尽管看似严重对立，上述两种观点其实都完美成立，只不过类似盲人摸象般片面。唯有将所有信息融会贯通，才会意识到下西洋的确有让皇帝获益，代价则是需要更多人来为之买单。

祖制与民争利

明朝的海禁之恶 源自朱元璋的变态锁国心理

公元14世纪末，朱元璋为自己亲手建立的明朝订立多项祖制，其中就有声名狼藉的海禁政策。虽然初衷只是断绝浙东反抗势力的后勤供应，但在事态彻底平息后仍未有任何松动，甚至在继承人手里还要不断加码。其核心思想在于控制，而底层逻辑则是与民争利。

事实上，明朝之前的统治者早有两种海禁案例。其中，隋朝灭陈后的管制较为严格，强调对新占领区的全盘掌握，还闹出过遍及整个江南地区的大规模起义。虽然靠武力加以弹压，但政策本身也很快随短命政权一起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后来的元朝统治者，亦有出于商业利益寄出海禁，期望用朝廷出资参股的官营舰队取代民间船只。可惜只从1292年维持到1322年，就因为成本过高、得不偿失而宣告作罢。

明朝海禁具备前人类似政策的所有特点

相比之下，始于朱元璋的明朝海禁可谓集大成者。既要将有限的商业利润归为朝廷，又极端强调对属地居民的人身控制，故而收支失衡也在所不惜。除坚决取缔商船下海外，索性连寻常人家的渔船都列入违禁品。任何外邦需要互通有无，都必须走严格限定的朝贡规制，以便将攥在手里的收益实现最大化。

公元15世纪初，燕王朱棣篡位成功，基本延续太祖留下的大部分规章。原有海船被悉改为平头船，确保其在技术层面无法展开远距离航行。当时，明朝不仅需要定期出兵草原，还主动深陷越南战场。若再算上修建紫禁城、长城防线、大报恩寺和强化厂卫制度的花费，无疑对财政开源具有强烈诉求。这才重视起尚有利润空间的海运，派郑和率领的大型编队远赴海外各地。

郑和的七次下西洋航线图

后来的七次远航中，郑和依靠各邦收集来大量奇珍异兽，送回国内供皇亲国戚们欣赏把玩。但真正的核心货物确是胡椒和苏木。前者主要产自印度的马拉巴尔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从南方传入内地，而且一直是相当重要的高档调味品。后者基本来自南洋群岛，具有抗菌和抗凝血特性，还能制作成珍贵的红色染料。由于明朝禁止私人贸易，这些蒙元时代就逐步普及的硬通货开始更为紧俏，足以为皇帝私人把持的府库填充巨量财富。

根据明初史料记载，胡椒在苏门答腊市场的价格仅为每斤0.01两，而运回国后的价格会暴涨到每斤0.2两。前后足足20倍差价，基本可以覆盖掉郑和宝船队的出航开销。尽管240艘舰船+27000多人的组建费用更为昂贵，但基本是由朝廷的中央+地方财政共同承担，而周期回本的利润却有相当部分属于帝王本人。这就形成一种“皇帝吃饱、其他人饿倒”的畸形逻辑，并且随时间推移波及到更大范围。

胡椒与苏木 是郑和船队带回来的主要商品

新规与体制争利

下西洋的巨大利润 很快就因为供过于求而衰竭

尽管郑和远航之初的收益相当可观，却架不住官营指令性运营模式拖累。随着大量胡椒。苏木涌入国内市场，零售价格也因供大于求而持续走低。短短两年时间，明朝的胡椒价格就已经跌至每斤0.1两，基本与最近的海外集散地持平。如此一来，下西洋的利润空间大幅缩水，仓库里的陈年旧货迅速溢出。

此时，明成祖朱棣居然推出“折俸新规”。简单来说，就是用卖不掉的硬通货抵扣官吏工资，希望靠体制的力量清理库存。顺便节约出日常开支，给花销甚多的中央财政减负。由于具体发放时的定价权在自己手中，所以能依旧按每斤0.2两标准充数。一来二去之下，因郑和下西洋造成的亏损得以平账，而更多资源被腾出来投入皇帝重视的领域。

郑和下西洋的利润 几乎全由皇帝个人独享

结果，本就工资偏低的官员们怨声载道，却苦于对合法性存疑的君主恐惧而不敢直接声张。毕竟，享受此待遇的群体主要是文官、小吏，并不涉及军事卫所和锦衣卫，自然不可能在抵制态度上保持高度统一。何况，作为人口最大基数的农民没有被直接冲击，根本不会与自己眼里养尊处优的士大夫们产生共情。哪怕经济传导链条的末端难逃影响，终究是如温水煮青蛙般体感较轻。

公元1424年，朱棣在漫无目的草原之行中驾鹤西去，耗资巨大的下西洋航行被短暂叫停。然而，独享官营收益+变相减薪的诱惑太过巨大，让稍后掌握大权的明宣宗朱瞻基垂涎欲滴。于是，本已赋闲的郑和再度出山，率领宝船队到海外疯狂扫货。不久，明朝的折俸差价再创新高，达到史无前例的每斤1两水准。至此，原先的克扣彻底升级为掠夺，足以让满腹圣贤书的官吏们在心中骂娘。奈何庞大的厂卫体系无孔不入，才不敢在私人笔记或对话中悄悄透露。

明朝的折俸差价 在宣宗时期达到顶峰

到了1436年，由于朱瞻基病逝和刚刚继位的明英宗年幼，辅政大臣得以借皇帝之名停罢采买营造。明朝的下西洋贸易彻底落下帷幕，并且再也没有被后来者成功恢复。

同年，后来的兵部尚书刘大夏出生。虽无经直接经历浩劫年代，却始终保有士大夫们的凄惨记忆。故而在成化年间担任车驾郎时，为防止明宪宗重走老路而故意藏匿下西洋档案，乃至如传闻谣传般偷偷焚毁。不少现代读者对其行径嗤之以鼻，却丝毫没考虑过当时人的恐惧根源。

因疑似焚毁郑和档案而遭抨击的刘大夏

恶政与规律争利

下西洋给皇帝带来的好处 远非奇珍异兽

事实上，郑和下西洋本身算不上问题核心，关键在于明朝皇帝所秉持的恶政意图。因为自汉武帝大搞盐铁专卖以来，历朝统治者总是惦记民营利润，无论丰厚还是微薄，都必须让自己分一杯羹。

这种思维不断升华，就演变成对全盘垄断的迷之渴望。起初似乎能达到富强国家梦想，本质无异于杀鸡取卵，必然引发代价高昂的反噬效应。

在运行白银流通前 明朝官员的俸禄一样以铜钱为主

诚然，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会有延时，经常需要看不见的手来予以限制。但垄断属性强化到一定程度，运行效率就不升反降，从而彻底被灵活度高的民营对手甩在身后。最终免不了休克瘫痪，只因与正常规律背离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