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商周三代的国君世数与积年问题是夏商周年代学中的一个难题。本文通过对《史记》诸本纪和世家的梳理，重建了春秋时期周、秦、鲁、齐、宋、卫、晋、楚、郑等国的世系，并发现其中兄终弟及率与每世的平均年数呈线性关系。据此关系，本文进一步推导了西周积年和商积年，发现推导结果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较为接近。本文认为《史记·夏本纪》中的夏世系可能缺少了对于兄终弟及的记载，从而导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每一世夏王超过三十年的情况。

关键词：夏商周年代学；兄终弟及；积年；线性关系

王国维先生在其著名的《殷周制度论》一文中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并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1] 自此以来，学界往往有一种印象，即商人“兄终弟及”、周人“立子立嫡，父死子继”。

然而“制度”塑造的世界是高度理想化的世界，并不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笔者在阅读《史记》[2]之时，曾有过一丝困惑，《史记·殷本纪》记载契至商汤的世系，全为父死子继；《史记·周本纪》记载弃至古公亶父的世系，全为父死子继。而在此之后的世系则丰富了很多，商世系有了兄终弟及的记载，《史记·周本纪》也记载了季历的两位兄长太伯和虞仲。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如果商先公和周先公的世系记载没有错误，何以如此早就有了父死子继的传统？如果世系记载有误，问题又出在哪里？

刘绪先生在《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一文中指出：“周代不是晚婚晚育，二十岁以前可以成婚生子，即一代约20年，更早的夏商也当如此。可夏代14世历471年，平均每世33年，这意味着夏代男子约30岁成婚，即一代约30年，比周代晚婚太多，有违常理。” [3]笔者翻阅了《史记》世家中记载的周代各诸侯国国君世系以及积年，发现齐国从770BC的平王东迁到403BC的韩、赵、魏始列为诸侯共经历了庄王至康公一共11世，平均每一世33.36年。由于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史记·六国年表》作为年代学的支撑，《史记·齐世家》又有每一位在位的齐国国君的详细在位年，因此世数和积年都没有问题，为何每一世也可以超过30年？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每一世君主的平均年？是否每世超过20年即“有违常理”？

怀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依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史记·六国年表》以及各个本纪、世家的记载，复原了东周时期周、秦、鲁、齐、卫、宋、晋、楚、郑等国[4]自平王东迁至韩、赵、魏始列为诸侯期间的详细世系（图三至图一一）。笔者发现世系中“兄终弟及”的次数不少，且兄终弟及的比率和每世的平均年数大致呈正相关。笔者首先定义了“主干世系” “兄终弟及”和“兄终弟及率”这三个概念。“主干世系”被定义为从第一代国君到最后一代国君的直线经过的世系，在附图中君主右上角标的数字即显示了该君主在“主干世系”中所处的世数，附图中的数字连起来构成了“主干世系”。“兄终弟及”被定义为父亲传给哥哥，哥哥再传给弟弟，弟弟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即一次兄终弟及。父亲传给哥哥，哥哥传给弟弟，弟弟再传给哥哥的儿子则不被定义为兄终弟及，因为这只是相当于哥哥的儿子延后了即位时间，本质上等同于哥哥直接传给儿子。此外，《史记》中记载了不少兄弟争位而哥哥没有当上国君即传给了弟弟的情况，这种情况可以等同于哥哥早夭，也算一次兄终弟及。“兄终弟及率”被定义为“兄终弟及”的次数除以“兄终弟及”次数与世数的加和，其反映了兄终弟及次数占兄终弟及次数和父死子继次数之和的比例。经过统计，笔者得到了表一所示的结果。笔者将兄终弟及率和每世平均年数均保留四位有效数字。每世平均年数为积年除以世数（即770-403 BC之间的积年除以世数）。

以兄终弟及率为横坐标，每世平均年数为纵坐标作图，可以得到图一。总体上看，随着兄终弟及率的增加，每世平均年数增加。楚国的情况比较异常，兄终弟及率只有0.1875而平均年数却高达28.23年。如果去除掉楚国，剩下的八个点可以构成较好的线性关系，如图二所示。通过使用Excel软件对八组数进行最小二乘法运算求解出线性回归方程，得到Y=64.654*X+10.962这样的回归方程，并且线性回归的相关系数R²为0.8108。

根据这个公式，笔者进一步推导了西周和商的积年。

《史记·鲁世家》记载了鲁国从伯禽开始西周时期的详细世系，图一二所示为伯禽始封到841BC共和元年的鲁国国君世系。兄终弟及次数为3，世数为5，兄终弟及率为0.3750，根据上文得出的公式，每一世的平均年数为35.21年，5世积年为176年。据此可知伯禽始封约在1017BC，而武王克商年应据此时不远。

参考常玉芝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对于商世系的复原[5] ，笔者绘制了从成汤到帝辛的世系图如图一三所示。兄终弟及次数为6，世数为17，兄终弟及率为0.2608，根据上文得到的公式，每一世的平均年数为27.82年，17世积年为473年。接近《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6]

笔者思考了为何会存在兄终弟及率高每世的平均年数也高这样一个现象。举个例子，第一代侯在20岁生了太子第二代侯A，又在30岁生了次子第二代侯B，第二代侯B继承了他的哥哥第二代侯A的侯位并将其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则第一代的世代平均年数就不是二十年而是三十年。因此兄终弟及从本质上讲可以拉长每一世的平均年数。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商先公和周先公的世系都是父死子继，父死子继并非是因为商先公和周先公都晚婚晚育到30岁生子，而是因为兄终弟及的世系被隐藏了。商先公时期文字尚未出现，无法用文字记录世系，只能依靠口耳相传；周先公同样是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父凭子贵”，没有延续下世系的兄长虽然曾经继位，但不见后世追记。事实上，直系祖先比旁系祖先祭祀等级更高的这种现象在学者们研究晚商时期的甲骨卜辞时就有所发现[7]。

回到文章开头刘绪先生的疑问，夏代14世17王只有从太康到仲康一次兄终弟及，每世的平均年数达到30多年，极有可能存在的情况就是夏代的世系中遗漏了几次“兄终弟及”，而这在夏代没有出现文字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即夏代世系同样面临商先公世系或周先公世系的问题。周代的各诸侯国在共和元年之前的情况也是同样的，只有鲁国有共和元年之前详细的鲁公在位年数，而其它诸侯国没有共和元年之前详细的纪年，也有可能缺少对于“兄终弟及”的记载。如晋国从始封到共和元年共经历了唐叔虞到靖侯六世，如果以《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257年为西周积年[8]，则从唐叔虞始封到靖侯每世平均为31年，依据公式推算极有可能缺少了2到3次兄终弟及的记载，或者说可能存在这六代晋侯中有2到3位晋侯以非太子身份即位的情况[9]。

为了验证这一线性关系是否具有普遍性，笔者对比研究了拓跋代国的世系和积年。依据《魏书》的记载[10]，笔者复原了从始祖神元皇帝力微到昭成皇帝什翼犍的世系如图一四所示，兄终弟及次数为2，世数为5，用公式计算得到的每世平均年数为29.43年，推算的积年为147年。力微到什翼犍实际积年为156年[11]，公式推算的积年与实际情况高度相符，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魏书》记载的拓跋代国的世系的可靠。

附记：研究影响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每世平均年数的原因的想法来自刘绪先生，谨以此文纪念刘绪先生。此外，管文韬同学对于本文涉及商世系的部分给予了帮助，特此表示感谢！此外，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田天副教授提示，《左传》中有关于楚国幼子继承的记载，如《左传》文公元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因此，楚国可能存在有些楚王是以幼子身份继位，而没有在文献中留下他们兄长的存在的记录，导致楚国的兄终弟及率比实际情况偏低。在此对田天副教授表示感谢！

（作者：宋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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