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是过去我们学政治的时候经常要聊到的一句话，政治老师不断的向我们强调，历史上看到的那些热血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都只不过是经济结构的外延。真正要了解人类文明，了解人类历史，还是得回到经济基础。带着这样的思维，我们再去了解过去的历史，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例如曾经的安史之乱。

平心而论，笔者以前也看过很多关于安史之乱的书籍，还有《百家讲坛》。例如当年的蒙曼老师就讲过安史之乱，还有《中国通史》的各位教授也进行过陈述。

从那些教授的语句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出当年安史之乱的可怕的政治因素与军事冲突。但是这些教授讲来讲去，似乎都在陈述政治层面的东西，例如杨国忠的混乱，安禄山的造反，还有大美女杨玉环的无心之过。很明显，过去我们的焦点都集中于政治层面，这也是节目的需要。

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查阅《唐书》会发现有更多的巧妙，因为安禄山事件的爆发不仅仅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多的还有背后的经济结构的崩塌。因为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人都具有趋利性，只要大家都有钱可赚，就不会有真正的野心家造反，只有整个社会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才会导致大的规模的战争。

那么问题来了，当年的安史之乱背后到底有何经济讲究呢？

一、一切的缘起

想要了解安禄山事件的经济原因，首先得要追溯到当年的北魏时期。

众所周知，北魏时期在孝文帝期间执行“均田令”过，这一法定的出现，极大的扭转了整个北方混乱的经济结构。

因为在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北方基本上都实行的是包税制度，这种包税制度与埃及的制度有点类似，讲究的是君主分配权力给军人，军人可以抢劫来养活自己，整个国家已经不成为了国家。

但是当均田令出现以后，政府掌控了大量的无主的土地，然后把土地转让给那些积极有为的劳动力，劳动力们提供生产，提供补给，而国家给予他们土地和保证，这样促进了大家的进步。

可以说，这种制度在当时极大的缓和了北方的冲突与混乱，也成为了隋唐时代重要的经济基础。

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会成为一切罪恶的缘起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唐代的演变。

二、唐代的演变

等到唐帝国建立制度以后，对于曾经的均田令，唐王朝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根据史书的记载，唐王朝实行的制度是“租庸调制”，这个制度在均田令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扩张。过去政府会分配土地给人们，人们就可以提供足够的粮食，但是现在政府却强调一切都以租调为基础。

也就是说，所有的土地归政府所有，而每一个农民都只能租用政府的土地。这种租用的过程持续到一个农民的一生，当他去世以后，他只能传承20亩土地给自己的后代，而那些剩余的土地则收归中央。

老实说，这种做法比均田令要过分一些，但这也有其合理性，因为均田令时期人口少，所以可以足够分配，而到了唐代时期人口大规模增加，必须要用这种租调制度才能增加自己的收入。

但可惜的是，唐王朝做梦都没有想到这种作用，调至很快就引起了崩溃，因为它提供了一代人的积极性，却斩断了中国人的传承意识。

三、经济结构的变异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着很传统的观念，祖宗打拼留下了什么，然后要传给后人，后人再传给后人，子子孙孙无穷也。正是在这样的传承观念之中，中国人民才会有着如此强的坚韧性，才能够度过众多的大灾难。

而唐王朝利用这样的“租庸调至”，最开始在经济凋敝的时候，极大的刺激了大家的生产欲望，但是，后来这样的生产方式与广大人民产生了很大的冲突。老百姓劳累了一辈子，结果又被政府剥削的一干二净从头开始，于是这些人开始想办法躲避缴纳赋税。

后来，这种躲避具体的表现就是逃脱“府兵制度”，紧接着逃脱赋税，甚至有的人直接隐蔽自己的户口，个个都套现。这一做法使得唐王朝的税收制度一下子降到了最低，政府无法得到足够的土地数量，而且也无法得到足够的税收。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还逃避府兵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政府得不到足够的税收，土地也无法收归国有，而且军队人数越来越少。

四、经济结构所导致的军事变异

当经济结构不断失衡的时候，那么接下来在军事领域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波及。我们都知道之前凭租庸调制，一个人的一生基本上和政府被绑在一起，无论是耕种土地还是帮助政府打仗，都是在政府的规划之中。

但可惜的是，由于人们得不到自己的土地需求，所以在经济上得不到满足，对于军事也自然不会支持。因此有的人宁可把自己弄的伤残躲避府兵制，而且就算无法躲避，他们在战场上也是当兵游子尽可能的逃避。

当然了，可能很多人会提出疑问，明明他们已经到了黑户口，为什么还不愿意为国家打仗呢？

其实答案也非常简单，有户口的人，如果发现自己立的功，那么政府会根据户籍制度来对它进行审核，到时候土地还要上交，功劳还抵不上自己现有的收益。而那些没有土地的人打仗立功，也得不到土地的奖赏，甚至都得不到足够的赏赐，所以他们也不想上战场送死。

所以，这就导致军队的战斗力急剧弱化。当军队的战斗力弱化的时候，那么必然会进一步延伸到政治领域。

五、政治领域的可怕变异

在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其实就好像是病毒一般，刚开始侵蚀了经济结构的军事领域，然后开始蔓延在政治领域中。

按照史书记载这样的现象，其实在唐太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太宗皇帝与军神李靖等人进行了总管制度的调整，又是裁撤军队，又是凭借自己的政治威望避免战争，所以可以尽可能的避免国内的矛盾。

但是到了唐玄宗时期，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掌控能力，而且没有税收，更重要的是军队战斗力这么弱，政治领域就必须要做出调整。那么该如何调整呢？

这时，唐玄宗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那就是对这个已经逐渐蔓延的病毒，开始进行补丁处理，这个补丁就是大名鼎鼎的藩镇割据。

没错，唐玄宗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利用手握重兵的藩镇割据，去掌控地方捞取资金。

其实这转了半天，又回到了最开始的包税制度，从北魏孝文帝时期艰难走出来的秩序，居然又回到了混乱之中。这些军人开始大规模的领取财物，上交一半给中央，然后自己扩张。虽然唐玄宗获得了足够的利益，但是他没有想到却在地方上养肥了一大批恶棍。

那么，这么做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答案非常简单，藩镇割据，安禄山的叛乱就开始了。

小结

所以，总结整个安史之乱的事件，我们会发现，政治上的原因其实只是一个具体的冲突表现，而经济方面的原因才是重点。这一切的一切开始于当年的均田令，然后又回到了最开始的混乱。如果要说这件事情谁有错的话，个人觉得应该大家都没有错，只是说大家在探索的路上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配套土地制度。当年均田令之所以适用于北魏，就是因为战乱之后人口少，而后来的唐朝实行租庸调制，那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口增多了。等到唐玄宗时期，土地和人口矛盾越来越严重，而中央政府没钱，所以要做出调整。

因此，要说安史之乱到底是怎么乱的，个人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天下形势在变，而制度也在变，但是在变的过程中没有达到平衡，所以就导致了崩塌。因此还是那句话，稳住了经济就稳住了天下，经济制度不稳，而且无法作出适当的调整，必然导致天下大乱，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参考资料：《中国通史》《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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