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割据广东的军阀，缘何能收到列宁的亲笔信，被其大加赞誉？

从黄花岗起义的逃兵到执掌广东的民国陆军总长，从被苏维埃关注的先驱到反对北伐谋刺孙中山的叛徒，深挖民国最“反差”军阀陈炯明，曾被誉为“共产将军”的他为何会走向背离革命的道路？

军阀究竟有多进步？

1920年，刚刚摆脱帝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联邦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正为了工农生计问题而焦头烂额。

然而就是在这般紧张的时刻，列宁竟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写了一封信，交由共产国际对华特使，叮嘱他一定要交给那个“对中国的革命形势至关重要之人”。

这个人是谁呢？是孙中山吗？不，那封信最终转交给了，当时正盘踞在闽粤之间的一个独特的军阀——陈炯明。

在民国诸多军阀中，陈炯明是一个绝对的特殊例外，他出生在前清惠州府海丰县，家境殷实是当地的乡绅县望，父亲是举人，他从小学习四书五经后来还考中了秀才，简单来说——他本不是军人。

他与北洋系毫无瓜葛，甚至不是行伍出身，在清朝灭亡前，他从未带过兵，更没有亲自参加过战斗，用于安家立身的势力，都是他在清朝灭亡后逐步运作出来的，相比其他军阀，他的学识、修养、眼界都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1917年，陈炯明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参与护法运动，成功打退了福建军阀李厚基，打下了以漳州为中心的一片根据地，命名为“闽南护法区”，在这片土地上，他施展出了一系列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都颇为可取的举措。

陈炯明先是从漳州开始试点，整饬田地，修整道路，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一致赞誉，取得初步成功后，他开始扩大范围，在闽南各地开展卫生治理与老城改造运动，兴建医院，在环境较差的乡村地区也尝试性地建造卫生所。

陈炯明领导的禁赌运动

他还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一乡一校”的口号，不仅在城市中办学，而且在闽南农村各地都修建学堂，招募大量教师狠抓扫盲教育，还相当之具有开创性地为贫困学生开办了工读学校、夜校，挑选成绩优异的学生，由他私人出资，送往法国、美国留学。

他甚至还关心起了民生领域中，在当时中国几乎无人提及的“百姓娱乐”领域，在漳州县城修建公园、茶楼以供人休憩玩耍，今天的漳州市中山公园就是陈炯明当初下令建造的。

这些场地可不只是建出来摆在那看的，陈炯明专门设立了几个部门，翻译法国、苏联、英国的话剧、歌剧，改编后轮流演出，邀请胡汉民、陈独秀等有识之士巡回演讲，宣传革命思想，教人破除迷信。

民间赞颂陈炯明的歌谣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陈炯明这个封建家庭出身的秀才，甚至还是一个促进女权解放的先驱。

他公开呼吁废除缠足陋习，教导女性也能在家庭或社会上彰显自己的价值，针对闽南当地严重的重男轻女风气和保守思想，他同时开办了供女性学习家务、纺织等居家技术的研习所和教授正常文化课的女子中学。

另外，由于正好在同一时期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成功建立了政权，深感革命思想之重要性的陈炯明，还在自己创办的《闽星》《闽南新报》等刊物里，大力宣传安那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有几份《闽星》报纸从战火中幸存，如今保存于国史档案馆中，虽已禁止展出，但上面的内容总归是如实记录了下来，其中不乏“红色革命万岁”、“汨汨的红色浪潮将奔向五洲四海”之类的文字，彼时中国共产党的雏形都还只是在筹备中，陈炯明可以算是在中国宣传红色革命，宣传共产主义最早先行者之一。

凭借以上种种进步举措，陈炯明迅速将自己的根据地建设得井井有条，漳州甚至曾短暂地成为过当时进步青年们眼中的革命圣地。

他本人被誉为“共产将军”，他治下的“闽南护法区”则被称为“模范小中国”、“东亚苏俄”，就连英国和美国的观察员，在参观过漳州后都认为陈炯明是“中国革新派的模范人物”。

看到这里，相信所有人都不会再奇怪，为何苏维埃，为何列宁本人会关注这样一个远在中国的军阀，因为他的表现实在胜过同时代的绝大部分同行太多太多。

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看起来如此开明，如此进步的一个人，为何在后来极力阻止孙中山发起北伐，极力反对国民大革命，最终成了一个被历史盖棺定论的“叛徒”呢？

这一切，还得从他早年的经历，以及与孙中山的关系说起。

软弱？投机？保守？

文人出身、求学经历、接触革命固然让陈炯明拥有超越其他军阀的眼界，也导致他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与众不同的缺陷。

1898年，陈炯明考中了秀才，但同一年清廷宣布废除八股文，再向上考科举已再无可能，他苦读十余年的四书五经沦为废纸，但他并未气馁，转而学习新式教材

1906年，他以优异成绩进入了清廷开办的预备官员学校广东政法学堂甲等班，并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早期资产阶级改革派人士。

问题的根源就在这儿了，陈炯明受他的导师朱执信、古应芬等人的影响，更倾向于康有为式的改良主义。

他认为清廷腐朽，但又不支持打碎封建王朝的统治，这就导致他虽然在1909年加入了同盟会，却又不支持革命，在早期的反清活动中，陈炯明表现得相当软弱。

1910年，同盟会集结内部全部可用之力量，开始策划起义，意图从清廷手中夺取广州的控制权，从策划阶段开始，陈炯明就一直在会议上唱反调，不断要求取消行动或拖延行动。

次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正式打响，同盟会二把手黄兴亲自带领敢死队突袭广州总督府，陈炯明身负带领副队进攻治安公所阻拦巡警的任务，但他惧怕清军实力，竟独自脱队逃跑。

事后陈炯明回到同盟会，辩解称自己当时发现黄兴带领的主力已被包围，继续执行任务就是送死，冷静思考后认为应该保留有生力量，并非主动逃跑。

同盟会内部讨论后认为广州起义的确事发仓促缺乏规划，陈炯明所作所为情有可原，因此给予了他戴罪立功的机会。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眼见清朝的统治已岌岌可危，陈炯明又响应号召在东江地区组织民兵进行起义，成功解放了自己的老家惠州，不久后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总统府，在广东拥有最大话语权的胡汉民跟随孙中山前往了南京，顶头上司纷纷离开之后，陈炯明顺位揽下了广东大都督的职务。

当上“封疆大吏”后，陈炯明很快就展现出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重问题——封建习气。

当时的广东汇聚了超过五十支响应革命号召的义军，总数接近十五万人，陈炯明对之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编，培植亲信力量接管武装，并对不服管教的起义军直接镇压诛杀。

诚然当时广东的革命局势混乱，有许多浑水摸鱼的土匪、恶霸掺杂其中，但陈炯明的作为还是更大程度上属于“排除异己”而非“肃正军纪”，他甚至枪决了同盟会元老，广东的革命党因此产生了直接分裂。

被陈炯明打击排挤的势力转移到港澳地区意图直接发起武力对抗，若非孙中山亲自回到广东进行安抚，一场内斗大战无法避免。

1912年，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与胡汉民再度入主广东，陈炯明的都督被免除，他因此开始记恨孙中山，两人之间第一次产生直接矛盾。

陈炯明不仅革命态度软弱，他还存在投机心理，袁世凯成为民国总统后，由于心中怨恨孙中山，他开始极力吹捧支持袁世凯。

1913年三月，时任国民党党魁宋教仁遇刺，袁世凯有着不小的嫌疑，全国上下弥漫起了一股“讨袁”声浪，孙中山通电全国斥责袁世凯种种暴行，开始组织武装讨伐力量。

陈炯明却丝毫不理会孙中山的呼吁，以物资不足、远征力量太弱等理由不断搪塞，实际就是惧怕北洋军实力，且更倾向于袁世凯许诺的高官厚禄。

二次革命真正打响后，陈炯明依旧作壁上观，待江西、江苏、安徽、四川、湖南等省份皆通电响应革命后，他才迫于形势和舆论，宣布武装讨袁。

这样一个在革命上软弱、投机、保守的人，即便思想再开明，若没有正确的指导，也极有可能最终走到错误的路线，甚至反革命的路线上。

悲哀的是，现实真的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的……

走在绝路之上

陈炯明软弱，但始终还是磕磕绊绊地走在革命的路上，并且他虽然投机，但在民族大义的根本问题上是不糊涂的。

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本与孙中山有矛盾且亲近袁世凯的他，再没像往日那般见风使舵，而是立刻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与孙中山统一战线。

总体来说，两人分分合合，终究能在“救国”的这一目标上找到一定的共识。

可惜的是，建立“闽南护法区”成为一方之主后，陈炯明永远地变了。

陈炯明麾下的部队里有部分是改组的福建民兵和国民党军官，他在1918年开始着手排挤这些“非嫡系”，并将自己的亲友心腹安排到部队的各个岗位上。

仅仅是这样的话倒还好，但他任人唯亲的本质其实是“疑心病”过重，加上闽南护法区本身体量不大，仅有26个县的实控之地，与周围环伺的军阀相比实力较弱，漳州在他手中经营得越是好，他也就越害怕会有人来打自己。

防人之心的确不可无，但他做得太过火了，为了扩充兵力，他开始不断加税，即便他那些利民举措让他深得民心，但过重的赋税最终还是催生出了农民起义，进而让闽南护法区进入了某种恶性循环的状态。

这一期间，他或许是深入接触英美的政治学说，开始鼓吹“联省自治”、“和平建国”，与当时所有的主流观点都背道而驰。

因为谁都明白，在军阀混战的时局中，所谓的“联省自治”只会变成合法割据，陈炯明确实还心存救国的抱负，但走进了一条完全错误的绝路。

1921年，孙中山认清了形势，决定正式在广东建立中央政府，与北京的北洋政府正面对抗，陈炯明认为保持广东的自治状态是最好的选择，极力反对孙中山，但最终为党内投票而妥协，两人的裂隙扩大到了极点。

6月，孙中山策划讨伐广西军阀，他再一次极力反对，并且真的率军阻挠部队，拖延北伐指挥部的建立。

1922年4月，陈炯明公开与孙中山进行对抗，决绝参与北伐策划工作，最终被免去粤军总司令职务，陈炯明因此走进极端。

1922年6月16日凌晨两点，陈炯明命令粤军围攻孙中山下榻的粤秀楼，并暗中命令部下炮轰总统府，发起了实际意义上的武装兵变，彻底与原国民党决裂，引发了一场持续两年的大战。

在黄埔军校众多师生的努力下，陈炯明最终兵败逃跑，隐居香港。

陈炯明的一生，绝对是令人唏嘘的一生，他是个极其复杂的人，但确实心存救国思想，在民族大义上看得清楚，虽然与国民党交恶，但后来抗日时期日本人找到他想让他当汉奸时，他断然拒绝，没有一丝犹豫。

他阻挠北伐的原因也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想在广东当土皇帝，所以和国民党翻脸，拒绝北伐，也有人说他只是真的过于笃信美国经验，想走联邦制统一国家而入了魔。

但无论如何，他最终作出的是错误的选择，盖棺定论，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走进了死路，永远不愿意回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