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文艺 朱绍杰 图/记者 钟振彬

9月27日，展览“遇见黄东：一个清代广州‘事仔’的大世界”在广州海事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展览主人公黄东，是一名两百多年前在广州十三行为洋人打工的小厮，粤语又叫“事仔”。不同于普通“事仔”，黄东不仅精通英文，还曾漂洋过海在英国留下不少足迹与故事。

2021年，中国学者程美宝所著《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一书让黄东再现中文世界。

史海茫茫，经过以程美宝为代表的海内外学者的爬梳，这个小人物的故事终于回到广州，并以实物展览的方式呈现在他珠江口的“故乡”。

对岭南植物感兴趣的英国“事头”

1757年“一口通商”政策推行后，广州对外贸易异常繁盛。黄东就是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小人物。

黄东更准确的名字应是“黄遏东”，“黄东”为其简写。展览现场，一幅写有“黄遏东”名字的手稿是确定他中文姓名的关键物证。

手稿上，还标注了“黄遏东”的英文发音为“Whang at Tong”，另有小字解释，其意思是“Yellow of the East”，即“东方之黄色”。

18世纪，西方人十分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黄东的“事头”（即今天老板的意思）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就是一位对中国花花草草非常感兴趣的英国年轻商人。

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布莱克常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一带活动。工作之余，布莱克喜欢研究植物，并有着“制作一份完整的中国植物写生图册”的宏伟目标。

于是，他专门聘请了一位中国画师作画，黄东则负责为这些植物进行注释。

展览现场，可以看到一大批他们当时的手稿和植物绘画。出人意料的是，令布莱克感兴趣的并不是奇花异果，而是广州常见的花果植物，比如木棉、苦瓜、菠萝蜜等。

光是荔枝的图样就展出了好几种，有“进凤荔枝”“黑叶荔枝”“四月荔枝”“大造荔枝”，别具岭南风味。

这些画作颜色鲜艳，绘制十分逼真。除了画植物本体外，布莱克要求画师将其花朵、果实的解剖图一并画下。不仅如此，他还将在广州收集到的种子和植物样本置于专门设计的盒子，寄给身在伦敦的父亲。

“事仔”成为英国社会了解中国的一扇窗

不幸的是，1773年仅28岁的布莱克因病在广州去世。

作为最了解布莱克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事仔”，黄东决定带着他留下的绘画和笔记远赴英伦，将一个游子未竟的理想带回他的家乡。经过数月的海上漂泊，1774年8月，黄东终于抵达英国。

当时，懂英文又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中国人在英国相当罕见。深处大洋彼岸，黄东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事仔”。他跟着布莱克的父亲参加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向英国人解释针灸和瓷器的知识，与王公贵族往来。不知不觉间，黄东成为了18世纪的英国上层社会了解中国的一扇窗。

展览展出了一张黄东在英国期间留下的肖像画。画面中，黄东身着清朝传统服饰，双腿盘坐，若有所思，手上还拿着一把中国的折扇，整体展现出浓烈的东方异国情调。

据介绍，该画作者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首任院长、著名肖像画家乔舒亚·雷诺兹，画作原件现仍悬挂于肯特郡的多塞特郡第三任公爵的诺尔宫室墙上。

程美宝据此认为，黄东以“事仔”或“仆人”的身份，在英国应该不只为老布莱克一人服务，他可能也在诺尔宫室待过。

停留英国几年后，黄东回到广州，自己做起了生意，并依然与布莱克一家和英国朋友们保持联系。1796年，黄东给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回了一封信，这是迄今黄东留在世间最后的字迹。

时光流转，人们渐渐不再谈起黄东和布莱克的奇妙际遇。所幸的是，经过当代学者的打捞，“事仔”与“事头”的故事就像悬挂于展厅的植物画一样，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依旧鲜活。

访谈：

共同推动一种“关注平民百姓生活”的历史观

展览“遇见黄东：一个清代广州‘事仔’的大世界”由广州海事博物馆、美国橡泉园林图书馆联合主办，展出了大批橡泉园林图书馆藏珍贵档案。

开幕式上，羊城晚报记者对展览的学术顾问，也是《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一书的作者程美宝进行了采访。

羊城晚报：您在2021年出版了一本与展览同名的书，由书及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程美宝：这个展览让我觉得很意外。应该说展览是广州海事博物馆跟美国橡泉园林图书馆（Oak Spring Garden Library）主办的。

“橡泉基金会”的主席彼得·克瑞（Peter Grane）是非常权威的植物学专家。去年他来到广州，就问广州海事博物馆有没有兴趣展览这批跟广州有关的文献。

刚好我写了一本书，主人公就是这批文献中很重要的人物，叫作黄东，所以一拍即合。

一方面可以用我的书作为一个基础，另一方面有很实在的藏品能够带到广州。展览能得到橡泉园林图书馆的支持，这非常难得。

羊城晚报：两百多年前，黄东曾在广州当“事仔”。如今，他的故事和有关物件回到广州展出，您在观展中有什么感受？

程美宝：我作为研究者，之前当然已经看过这些材料。因为受到邀请，曾经去橡泉园林图书馆参加过学术研讨，当时也翻过这些材料跟实物。

这一次能够公开展出，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普通的市民都可以来看。

以前这些材料可能往往都是研究者看，好像有点专业的门槛，现在是我们广州的市民随时可以来看。

可以看到两百多年前原来有过一个那么普通的人物，他去到英国，然后创造了这一段历史。

羊城晚报：从书本到展览，表达载体发生变化后，内容上有没有取舍？

程美宝：有的。书可以把论点讲得复杂一点，展览因为普及的需要，所以策展团队就用了黄东的视角去讲述，用黄东的口吻去写展词。

这也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前黄东是怎么讲话的，我们甚至连他的家乡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他的口音是怎么样的不一定知道。

但是我觉得起码语气要跟18世纪的人的语气相像，所以策展团队写展词的时候我也给了些意见。

恰恰因为相当难想象，那么18世纪的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希望观众能够沿着这个问题跟我们一起再探讨下去。

程美宝：我很感谢这个展览，因为我自己写一本书，成本不是那么高的，包括研究者的时间跟精力的成本，但是要做出个展览来，成本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