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不少四川军阀都有绰号，比如邓锡侯的绰号就叫“水晶猴”，寓意为精明机巧，不做亏本的事。

四川连年内战中，他时而坐山观虎斗，时而下山去捡便宜，但冲突爆发之前，他必先冷静观察，再三推敲，看准了火候才下钳子，总是亏的少赚的多。

凭这几手，自刘湘去世后，邓锡侯既在暗中与刘文辉、潘文华结成三角同盟，避免蹈入川军派系的倾轧；同时又拉拢蒋介石的亲信张群，通过他理顺自己与“中央”的关系，于是在川康绥靖主任的交椅上一坐就是九年，而后又接替张群当上了四川省政府主席，并于1947年2月成为国民党陆军上将。

但到了1948年初，人民解放战争的局势日益明朗化时，侯锡侯那套左右逢源的功夫玩不转了——蒋介石要邓预征壮丁和军粮支持他打内战。

邓锡侯则对蒋已失去信心，更怕在家乡替老蒋搜刮炮灰，会把四川父老得罪光了，便拖着迟迟不办。

蒋介石又气又恼，用急电将他召去南京，劈头就是一顿训斥。他也自忖躲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索性递上辞呈，不料马上得到批准，而且前来办移交的，还恰恰是他的老对手王陵基。

尽管他这次硬起头皮赴京前，已经打过暂时跳出圈外、静观时变再作去处的算盘，不过果真看透了人家安心要夺自个儿的硬把子，心里毕竟也不是滋味。

于是“水晶”先生也骂起蒋介石来：“要撤职就撤职，何必叫王陵基到南京等着我辞职，这不是故意扫我面子吗？”

骂过之后，邓锡侯连四川也懒得回去，乘上京沪快车赴土海，住进了虹桥疗养院。

这一边，早有“耳报神”把邓锡侯的牢骚和出走都密报给了蒋介石，一时还有他将去香港的谣传。于是蒋介石忙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专程跟来，当面看清邓某人果然是在疗养院里养病，这才放心。

俞济时走了，邓锡侯和蒋介石之间的互相猜忌却更深了。

这时候，已当上民盟主席的四川政界前辈张澜也在上海，邓锡侯便去访问他。

对于邓在老蒋胁迫下辞职的遭遇，张澜略加抚慰；可论及邓目前处境和今后前途时，张澜的话就相当透彻了：“蒋介石必垮，共产党必胜，你在四川素孚人望，应该早点回川，团结好地方各种力量，共同迎接解放。”

三个月后，邓锡侯的病养得差不多了，前方后方的形势发展，也益加证实张澜的预测无误，邓遂于初夏时返回四川，再找刘文辉和潘文华共筹应变之计。

不久，蒋介石因看中他手头还有一点军事实力，又任命他为川陕边区绥靖主任，命其驻守汉中，协同胡宗南防守西南门户，可他以病为辞，不肯去就职。

直到1949年4月，在蒋介石已宣布下野退居溪口的情况下、邓锡侯才又应新任西南公署长官的张群邀请，和刘文辉、潘文华等一起接受了副长官的职务。

他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借张群的关系缓解蒋介石和王陵基的步步紧逼；二是想相机激发一些张群的家乡观念，要他在大局变动时尽可能不使家乡多遭糜烂。

据邓锡侯后来回忆：“张群对我们的动向和作法，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同情。”

温吞水慢慢炖到8、9月间，解放战争的重心终于转向西南，蒋介石也亲来重庆坐镇指挥了。邓锡侯面临着“究竟是跑台湾，还是投向人民”的最后的选择。

抗战期间，他接受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多次帮助，此后也尽量避免与人民武装力量正面交火，但每每想到自己兼有封建军阀、地主和官僚身份，还欠着曾经跟着老蒋打红军的旧债，共产党果真会既往不咎吗？

当其踌躇未决时，中共地下党派出刘莲波冒险来到成都，亲叩邓公馆大门。

他当着邓锡侯面，从皮鞋底中取出了党的指示文件。虽然字迹业已模糊，但文件中将邓锡侯列为争取对象的意思却相当明确，这使他颇为感奋。

接着，邓部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的侄儿黄实，也经巫山来到成都，向邓锡侯和黄隐传达了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期望及具体指示，同时呈上张澜叮嘱邓锡侯及时准备、争取光荣起义的亲笔信。

至此，惯于审时度势的邓锡侯，终于再一次作出了趋利避害的正确决策。

他和潘文华、刘文辉互相亮出决计起义的底牌，然后便借“整训”为名，把所属部队部署到成都附近及新都、广汉，郫县、灌县一带，并以彭县作中心，完成了投向人民的准备工作。

1949年12月初，解放军兵临成都，仓皇来蓉的阎锡山率先向邓锡侯和刘文辉甩出杀手铜，要他俩先把家眷送到台湾。

跟着，与邓锡侯私交颇厚的张群去昆明前夕，私下与其进行了交谈，当确知邓不会去台湾后，张群大有穷途日暮之感，特以自己老母亲的安全为嘱，邓锡侯也只好说了些安慰的话。

7日上午，蒋介石的侍从室同时向刘文辉和邓锡侯两人发出下午4时约见的电话。两人估计到此行结果，很可能就是骗上飞机强送台湾了，遂决定马上出走。

主意拿定，邓锡侯从成都回到门前暗探密布的家里，拿一杆猎枪，坐上吉普车，同平常一样，带上副官，驶出北门。

城门岗哨只当他还有闲情打猎，让其顺利通过。孰料只此一去，便是永远挣脱蒋介石的樊笼。

邓锡侯在城阻庙后坟坝上等到刘文辉抵达后，立即同车开往祟义桥黄隐的防地，大有“鸿飞冥冥”之感。

三天后，刘、邓、潘宣布起义的通电同时在彭县和雅安两地发出。

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将川西与北平、绥远、长沙、昆明并称为“和平解放”的典范。邓锡侯以机智脱险、毅然举义的行动，为“君侯不愧号水晶”的评语，作了一个最光彩的例证。

1950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邓锡侯任委员职务。

不久，他和刘文辉等人一起去北京渴见中央政府领导，一进京门，周恩来总理就到下榻之处来看望，详细询问旅途情况，情意极为亲切。

到了约定时间，邓锡侯与刘文辉一起被接进中南海。会见时，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全到场。

毛主席依次询问他们在辛亥革命时的情况，又幽默地说：“你们都在当官或准备当官。当时我也参了军，不过我是在当兵。”说毕大笑不已，马上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拘束感。

毛主席和他们畅谈《共同纲领》和解放后的气象，又请他们吃饭。

此后，邓锡侯历任西南水利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他和刘文辉一起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64年3月30日，邓锡侯因病在成都去世，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