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20日,在国父孙中山的号召引领下,中国同盟会(前身为兴中会,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东京正式成立。
次年,孙中山提出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并领导革命党人推翻清朝,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三民主义,作为孙中山给中国开出的一道“救世良方”,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组成,并成为国民党的党本思想。
至今,厦门一岸的标语是“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而在金门岛(中国台湾省控制)上,镌刻着“某某主义,统一中国”的特殊字眼!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能否在近代中国实现,又能否救近代中国?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愚昧社会中解放!
所谓的“三民主义”,简单总结如下:
以反帝反封建为任务,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民族主义”。
以建立民主政治为任务,实现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管理政府;政府有
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理国家的“民权主义”。
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理念,试图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的“民生主义”。
按照中山先生的设想,通过三民主义,能够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最终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孙中山先生
虽然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确伟大,但是在近代中国的复杂环境下,却往往面临着“四处碰壁”的现实问题。
我将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包括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阐述“三民主义”在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挑战!
1911年,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千年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百姓的思想难以在短时间转变。
对于百姓而言,民国的成立,无非就是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民国总统就是新任皇帝,自己无利可图!
同时,袁世凯在窃取革命果实后,不满足临时大总统的权力,甚至公开复辟帝制,可见帝制思想在当时的权力者面前,依然是一道“美味佳肴”。
虽然说,封建皇帝和皇权被打倒,但是“反帝”(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西方列强在华特权丝毫未减,就连日本也敢趁一战的机会,于1915年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作为战胜国,本来应该收回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益,却被公然出卖给日本,这无疑是对“民族主义”的巨大讽刺。
所以,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孙中山先生接受苏俄建议,在原三民主义的基础上,扩充反对帝国主义、节制资本等内容,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就是新三民主义。
同时,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和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趋近一致,这也就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打下了政治基础!
自晚清开展洋务运动以来,近代中国的确发展有大规模的机器工业,诸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福州船政局等等,但仍然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国。
当时,全国的农业人口近4亿,农业产值约占总产值的90%,即便是开埠较早、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农业人口占比也将近80% ,并且90%以上的人口还是文盲。
不过,即便全国百姓几乎都是农民,但是绝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里,许多农民无地可耕、无田可种,只有少量的自耕农靠着薄地维持生存。
这些没地的农民,要么给地主劳作,解决温饱,要么成为流民,活活饿死,乃至于投奔绿林造反,对于民主、共和这种民权思想,根本是毫无概念!
当时,孙中山模仿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建立国会,设参、众议院,但是参议员选举被地方军阀控制,而众议员选民仅有4086.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9.98%,无法代表所有国人,尤其是底层百姓。
同时,这也导致国会卖官鬻爵的现象,可谓是屡见不鲜,最终成为军阀、买办和投机政客的权力场!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在解散国民党,驱逐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前提下,宣布解散国会,设立维护个人权威的参政院。
1917年7月1日,北洋军阀张勋率领4000辫子军,由徐州开往北京,并在入城后拥戴溥仪重新登基称帝,而这场闹剧仅维持十二天便草草收场。
1923年,直系军阀首领曹锟,通过贿赂国会议员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后却无力解决财政危机,最后迫于压力辞职。
……
中华民国成立数年后,政治民生依旧乱像频发,老百姓挣扎在温饱线、死亡线,还死守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
这也说明了当时的中国,想效仿西方实现民主政治,时间并不成熟,辽阔的东方大地,并没有滋润出良好的改革土壤。
当时,条件好一点的农民,每天能吃上两顿糙饭,有补丁衣服穿,可谓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至于没土地的贫农,终身赤脚干活,双脚伤痕累累,甚至和他人共用一件衣服、一条裤子,和流浪汉根本没区别。
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在推动中也遭到了各方压力!
“平均地权”方面,意图解决土地兼并,主张“耕者有其田”,引发地主、买办、官僚和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国民党后继者也未能真正实现土地改革。
“节制资本”方面,本意是限制私人垄断,发展国家资本,却导致民族工业在本就赢弱不堪的情况下,压抑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助长买办和官僚资本的奢靡之风。
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物资极度缺乏、人民极度贫困的社会,无论小巷还是农村,很多人依然做着“面朝黄土,背朝天”!
同时,长期的剥削和战争,也摧毁了百姓的物质和精神家园,军阀为抢地盘,巧立各种名目强征赋税,而这些被压榨来的赋税,几乎都在战争中被消耗!
以四川军阀田颂尧为例,在节制川北26县的军政大权时,将本该1年1征的田赋,增加到1年近10征;每次征粮时,地方还会附征税款,军队和豪绅得以中饱私囊。
最为夸张的是,在1928年,田颂尧就已经把各种赋税征收到1983年,可以说是直接征收到孙子辈、重孙子了。
田颂尧
军阀、官僚、地主,三位一体地对老百姓的剥削,可见“民生主义”根本无法落实!
由于革命党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稳固的根据地和武装,导致三民主义的实施难度增加,甚至出现反抗力量,就比如1926年蒋氏发动的“中山舰事件”。
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孙中山革命集团,经费时常不足,无法用金钱和实力笼络人心,导致在党内地位并不稳固。
直到1924年,国共展开第一次合作,有了苏联和中共的支持,才得以建立黄埔军校,国民党初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黄埔军校时期孙中山
但即便如此,国民党内部成分复杂,地主、买办、官僚、军阀势力盘根错节,难以形成统一意志来推进三民主义。
早期革命时,孙中山深耕的是上层阶级的圈子,人口比例最大的农民,没有真正动员,也没有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三民主义,自然难以得到工农大众的拥护。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忽视农民,就等于失去了中国社会最广泛的力量。
同时,三民主义的理论本身也有很多局限性,更多的是宏观纲领,缺乏具体实施方案,比如如何平均地权,如何节制资本,并没有在党内形成统一答案。
即便增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得三民主义成为“新三民主义”,但这一转变,也并未在党内得到贯彻。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而国民革命才历时一年多,团队内部诸多不稳定,一下子就失去了革命领袖,对于三民主义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当时,国民党并非是统一政党,而是由多方力量建立的革命联盟,并分为左右两派,左派维护小资和工农大众,继承了新三民主义,而右派是革命元老,维护大资产阶级,主张维系上层阶级统治。
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部加速分裂,最为显著的事件,便是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大批军政要员遭到牵连,蒋氏趁机控制军政大权。
随后,蒋氏又利用“中山舰事件”,将大批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的军权。
1926年,蒋氏发动北伐战争,一路势如破竹,收复了长江以南领土,革命政府也从广州迁往武汉,史称“武汉国民政府”。
但是,就在国民革命的关键阶段,蒋氏和汪精卫却制造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便正式破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就这样,以蒋氏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力量,在“宁汉合流”以后,更是彻底抛弃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转头向官僚资本主义和专制统治靠拢。
此时,另一股力量在中国大地上悄然生长,完成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救国的夙愿!
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相结合,提出了一条不同道路:建立工农武装,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
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赶跑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亿万中国人,才终于站了起来!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需要避免两种极端观点,一是全盘否定三民主义的历史价值,二是夸大其救中国的可能性。
“三民主义”所倡导的民权、民生、民族主义,也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而如今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其实也是三民主义的延续和升级!
在民生主义中,孙中山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其中便有发展国有经济,比如铁路、电气、水利等大实业皆归国有,既防资本家垄断,又可凝聚全国资源力量。
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民生层面),便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就比如咱们的铁路交通、能源化工、移动通信、金融保险、军工装备等等,其实都是属于国有经济,也就实现了“三民主义”的部分民生内容。
三民主义,是国父孙中山的重要思想遗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具有前瞻视野国人的探索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当然,它未能完全实现,既有理论本身的局限,也有现实条件的制约,更有后继者背叛等诸多因素。
但是,三民主义依是中国近代化探索中的重要里程碑,它照亮了一段路程,但无法独自照亮中国的伟大复兴之路。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旧有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闪耀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