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伴随着正统明朝的灭亡，历史也给吴三桂留下了一道“选择题”，而吴三桂最先选择的是投降李自成。

就在这一年正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仅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从陕西的西安杀到了北京城下。而就在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之时，崇祯皇帝留下了那句经典的“皆诸臣误朕”的感慨，随后在煤山自缢，正统明朝就此灭亡。

尽管在此前，崇祯皇帝已经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命令吴三桂放弃关外全部领地和据点，火速驰援北京。只是吴三桂从宁远到山海关这120公里，足足走了14天，如此缓慢的行军可以说是坐视了北京城的沦陷，明朝的覆亡。而在吴三桂听到北京城被攻破的消息之后，也没有再向北京进发，而是折返回了山海关做着新的打算。

此时摆在吴三桂面前的有三个选择。

其一，投降北边的清朝。

其二，投降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其三，一路向南冲破李自成控制的直隶和山东地区，与南方的军队进行汇合。

而最终吴三桂选择了投降李自成。

首先，李自成对于吴三桂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此期间，李自成以劳军的名义，向吴三桂的部众送去了四万两白银的军饷，并且额外送给了吴三桂一万两，以示优待，同时许以了吴三桂高官厚禄，这些条件也让吴三桂感到了一丝欣慰和心动。

其次，吴三桂也必然会担心其在北京的家人安全。

此时包括吴三桂的父亲在内的一家三十多口全在北京，并且全部成为了李自成的俘虏和人质，吴三桂也不得不为他们的人身安全做着考量。

再次，投降李自成，对于吴三桂来说也是最为现实的做法。

往南最不合实际，不仅仅是因为南方消息全无，并不能够接应协同，相当于踏上了一条未知之路，同时，冲破李自成的重重防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况且他的军队数量也极为有限，并不具备硬拼的实力。

投降清朝，从吴三桂所接受的“华夷之辩”传统教育上，让其难以接受，况且吴三桂与清朝之间征战多年，双方结怨已深，这时的吴三桂必然对于投降清朝有所排斥。

而投降李自成，先不说此前吴三桂并没有与李自成相接触与对抗，至少政权的班底是中原汉族王朝，没有“华夷之辩”这层芥蒂。当然，实际上，李自成严格意义来说是党项羌人的后裔，也不算是正统的中原汉族。

于是在这样的考量下之下，吴三桂率部离开山海关，向北京进发，准备投靠他的“新君”，即大顺政权的李自成。

然而吴三桂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大失所望，最终是“降而复叛”。

吴三桂率领所部一路向北京进发，就在其走到行至永平西沙河驿时，吴三桂遇到了从北京成功出逃的家仆，同时也收到了三个令他极为震怒的消息：自己的家被抄了，一家老小全部被关了起来；自己的父亲遭到了刘宗敏的严酷“拷掠”，已经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自己的爱妾陈圆圆也为刘宗敏霸占。

此时的吴三桂直接怒斥“李贼自送头来”，就此与李自成反目，并重新率兵折返，打跑了唐通，重新占领了山海关。

之后发生的事情便是在著名的“山海关大战”。

李自成带领着刘宗敏等一众人马，率领十多万大军，直奔山海关而来。而吴三桂则是以“借兵”的名义，请求多尔衮支援，配合消灭李自成，随即遭到了多尔衮的拒绝。最终吴三桂是在阵前剃发，投降了清朝，八旗铁骑也在吴三桂与李自成的军队打到筋疲力尽的时候突然杀出，大顺农民军瞬间溃散。

可以说“山海关大战”是吴三桂与李自成两败俱伤，而清朝多尔衮这面是坐收渔利。

李自成溃逃会北京后，草草举行了登基大典立马撤出了北京，而吴三桂则跟随清军一路直追，最终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被彻底消灭，其本人也身死湖北九宫山。

吴三桂对于李自成的“降而复叛”，阶级矛盾才是真正的本质。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一首《圆圆曲》，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还有吴三桂在盛怒之下喊出的

“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

这些都让吴三桂成为了“情圣”一般的人物，而李自成帐下大将刘宗敏对于陈圆圆的霸占，让吴三桂颜面尽失，也成为许多人认为的吴三桂对于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最主要的原因，许多的影视作品更是以此为蓝本，进行大肆的渲染，也让这样的观点是深入人心。

然而，只是这些故事野史怪谈以及杜撰的成分较多，并不足以为信。

实际上，吴三桂与李自成之间本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这一点，在刘宗敏主持的“拷掠”事件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李自成封刘宗敏为汝侯，节制文官，并且主持对明朝官吏拷掠索饷。整个拷掠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残忍，刘宗敏命人特别赶制了五千副夹棍，夹棍上有棱，有铁钉相连，凡不从者，则夹碎手足。同时，命人在门口树立了两根柱子，作为凌迟专用。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刘宗敏就拷掠出银七千万两，随即铸成银饼，约数万块，后来用骡车运至西安。

李自成、刘宗敏之所以要用如此的方式对待明朝的官员和富户，实际上这也是其阶级本质决定的。

纵观李自成的农民军政权，不断发展壮大，其经济来源以及粮饷补充，几乎都是靠“劫掠”大明藩王、官员和富户完成的，在洛阳抄了福王的家，杀了福王，在山西又抄了晋王、代王等明朝藩王的家；到了北京有对前明的官员大肆“拷掠”。

李自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农民军政权，力量来源就是贫苦的百姓，为了获取这些底层支持，他们不能将手伸向这些穷人，所以只能把劫掠藩王、官员、富户当做经济的重要来源。在他们起义的路上如此，到了北京亦是如此。

而这样的行为必然给了作为地主以及官僚阶级代表的吴三桂以极大震撼。况且，李自成这面劝降吴三桂，刘宗敏转手就把吴三桂的家抄了，把他的父亲吴襄打了，还把人家的爱妾霸占了，这更加让吴三桂对于投降李自成的前景感到无比的恐惧，毕竟，还没有投降你都可以这样，要是真的归顺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不知会有怎样的悲惨结局呢。

所以，从来没有“冲冠一发为红颜”，陈圆圆可以说是“莫名躺枪”，几百年来一直背下了这口“黑锅”。吴三桂对于李自成的“降而复叛”，是当时农民阶级和地主官僚阶级矛盾的集中体现，再加上期间李自成政权内部的一些列错误行为，最终不仅将吴三桂推向了清朝这面，更是将自己送上了覆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