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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易，作家、学者，专注于文博领域写作，出版有《古蜀国旁白》《唤醒纵目神》《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金沙》《空山——寂静中的巴蜀佛窟》《石上众生——巴蜀石窟与古代供养人》《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等著作多部。

▲萧易在寻访古建。受访者供图

84年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大足北山佛湾留下了一帧照片——

那是1940年1月下旬，川渝的冬季，天气湿冷，梁思成戴了一顶巴拿马帽，手拄拐杖，侧坐在一块石头上，抬头凝望。他视线的方向，是一大片密集的摩崖造像。造像下方荒草丛生，画面之中涌动着无尽的沧桑……

▲1940年1月，梁思成在大足。受访者供图

“大足是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后期加入的一站，梁先生在当时还是荒野的北山留下了照片中这个珍贵瞬间。”10月15日，作家、学者萧易接受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梁思成、刘敦桢等营造学社成员是第一批调查大足石刻的学者，却没能成为这一重大成果的第一发布者。“比营造学社晚5年，马衡、顾颉刚等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确认了大足石刻作为宋代石窟精品的重要价值，并将之公之于世，引发轰动。”

▲《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新作《漫长的调查：重走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以下简称《漫长的调查》）中，萧易将营造学社与大足的因缘际会娓娓道来。字里行间，他为营造学社抱憾的心情若隐若现。

事实上，如今回望，这趟漫长的调查的确不无“遗憾”。“谁也没想到，它会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古建调查，成了‘绝唱’。并且，这次调查的成果随后被尘封数十年，直到2019年才陆续得到系统地整理和研究。”萧易说。

就在营造学社结束这次调查回到昆明不久，日军入侵印度支那北部，云南受到威胁，“中研院史语所”决定内迁四川，一向依赖该所资料进行研究的营造学社只得随之迁徙。

1940年底，营造学社迁至四川李庄。时局维艰，学社经费困难，再无力组织大规模野外调查。梁思成一边照顾肺病卧床的妻子林徽因，一边撰写《中国建筑史》；刘敦桢于1943年接受中央大学建筑系之邀离开李庄。1946年，营造学社并入清华大学，由梁思成负责组建清华大学营建系。由此，作为独立学术研究机构的营造学社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1934年，林徽因随营造学社考察山西途中。受访者供图

2018年，萧易认识了梁思成遗孀林洙，得知她还存有川康调查的3100多张照片，于是说服林洙授权将照片交给他整理出版。2019年，萧易在四川省文物局支持下，重走当年之路。

他带着那些照片去了重庆、成都……去到调查涉及的川渝两地每一处，与当地文物部门一起，一张张核对巨量照片，重新调查营造学社考察过的那些古建、古迹，了解它们今天的状态。

“80年弹指一挥间，很难想象，那些古建、古迹经历了怎样的命运。”3100多张照片犹如一幅巨大的拼图，经过5年的重走调查，萧易基本弄清楚了照片中古建、古迹的状况，以此为基础，他主编了《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六册），并把这5年重走的经历，写成了《漫长的调查》一书。

这部作品，是萧易对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的一次全面回顾与致敬。“循着学社之路重走，除了试图还原、重构历史画面，我更期待与读者一道穿越历史云烟，感受国难当头之时，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前辈的家国情怀，与那段辉煌的历史、那些高尚的灵魂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他说。

通过重走寻访，一龛龛石窟、一座座建筑、一处处遗迹渐渐拼接出一幅80多年前的川渝景象，让萧易尤为感慨的是，曾经出现在照片里的那些汉阙、崖墓、寺庙和城市，“有的还在地上。有的，已只在纸上。”

始于重庆终于重庆，他们173天走过35个县

新重庆-重庆日报：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是一次怎样的调查？

萧易：营造学社毫无疑问声名赫赫，集结了梁思成、刘敦桢等著名学者，为中国古建筑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在华北地区对唐、宋、元、明古建筑的系统考察，梳理出唐代之后中国建筑的清晰脉络。“七七事变”前学社在华北的调查最为人们耳熟能详。其实在四川，营造学社也曾经历一次长达173天的调查，因相关资料缺乏，人们知之甚少。

1939年1月，迁至昆明的营造学社在完成云南部分地区古建调查后，将视野投向四川，酝酿了一次更久远的调查，调查区域涉及当时的四川省与西康省（1939年成立，1955年撤销），故被称为“川康古建筑调查”。实际上这趟调查涉及的区域，正是现在的川渝地区。

整个调查从1939年8月27日持续至1940年2月16日，173天时间里，学社跨越川渝地区35个县，调查古建、崖墓、汉阙、石刻造像等730余处，拍摄了3100多张照片。其中，今天的重庆渝中区和合川区，成为调查的首站和最后一站。另外，这次调查在营造学社所有的调查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也成了最后的“绝唱”。

新重庆-重庆日报：营造学社为何要进行这次川康古建筑调查？

萧易：梁思成、刘敦桢都没有回忆过缘由。但正如梁思成曾感慨的，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我们推测，与1937年以前开展的华北古建调查一样，川康调查的开展也是营造学社的同仁怀着家国情怀的初心与时间赛跑，冒着战火对中国古建摸底，为研究和保护开展基础工作。

除了上述主观原因，我认为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学社迁到昆明后，放眼当时的中国，还没调查过且还有条件去调查的，就是川康地区。当时的四川相对闭塞，学社从一些海外汉学家、传教士的照片里看到了四川古建相关情况，对于计划写《中国建筑史》的梁思成，以及要了解整个中国古建状况的营造学社而言，必须来四川看看。最初计划只有四川没有西康，入川后计划调整，毕竟来一趟不易，于是西康的雅安、芦山等地也被纳入进来。

▲1939年，营造学社测绘雅安高颐阙。受访者供图

新重庆-重庆日报：重庆为何会成为这趟漫长调查的起点和终点？

萧易：主要是交通状况决定，当时从昆明入川，第一站到重庆市区最方便。而且重庆是大后方，学社同仁的很多朋友都迁来重庆，可以提供帮助。合川成为最后一站纯属偶然，因为最初设计路线是从重庆至成都，再以川北金牛道沿线、川东嘉陵江沿线调查为主，潼南是最后一站。但他们在潼南听说大足石刻之后绕道去看，于是便从铜梁、合川经重庆市区再回昆明。合川也有丰富的石窟资源，他们停留的几天调查了濮岩寺等古建，有不少发现。

对重庆的深入调查，让学社调整了考察重点

新重庆-重庆日报：在第一站的重庆市区，营造学社是如何开展调查的？

萧易：学社同仁陆续抵达重庆后，刘敦桢曾和梁思成交流过，认为城内古建拆毁甚多，余下的“不啻太仓一粟耳”，而且当时重庆的城墙、城门正在被拆除，古建“十不一睹”，只剩府文庙、五福宫、长安寺，以及南岸老君洞、北碚温泉寺、缙云寺等等，可看者虽不多，但能去的他们都深入调查过，当时看到的最古老寺院是明代的温泉寺。有个插曲值得一提，重庆考察第一天，他们刚出门就遇警报，躲进了防空洞，首日工作因此作罢。

新重庆-重庆日报：作为调查第一站的重庆对整个调查有怎样的意义？

萧易：我想，重庆作为首站重要性并不在于调查量的多少，而在于对有限几处古建的深入调查让学社意识到，四川木构古建大多已毁于明末清初战乱，明代遗存很少，更别说宋元。因此川康古建筑调查应调整，以汉阙、崖墓和石窟为重点。这在刘敦桢9月18日的日记里有明确写到，此时调查刚开始一周左右，及时调整非常明智。否则，如果川康调查也像华北一样以木构古建调查为主，那注定不会有太多发现，未来也会注定失望。

新重庆-重庆日报：川康古建筑调查期间兵荒马乱，调查工作如何开展？

萧易：非常艰难。刘敦桢先生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这173天他们过得并不容易。他们要面对日寇的空袭、湿冷的天气、简陋的旅社、各地县长的脸色，等等，五味杂陈。梁思成先生之女梁再冰女士也在《漫长的调查》序言中回忆，当时敌机在四川狂轰滥炸，考察工作只能在警报间隙展开，趁警报稀疏时扛着仪器行动。当时学社成员随身都携带着由重庆市政府颁发的护照，以备军警时时盘查。梁思成先生的护照上写着：“为发给护照事，兹有中国营造学社社员梁思成，现年三十九岁，广东新会县人，由重庆到___调查古建筑遗迹，特发给护照，希沿途军警查验放行勿阻，该持照亦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致干查究。”一路上他们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嘉陵江沿岸，跑了包括重庆在内的大半个四川。

营造学社之“绝唱”，期待川渝两地携手研究

新重庆-重庆日报：作为营造学社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一次调查，为何人们知之甚少？

萧易：与早期的华北调查广为人知相比，川康调查的确显得尤为“寂寞”。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华北调查成果大多得到了及时公布，有的还形成了论文发表，而且，林徽因参与了华北行程，也写了随笔发表在《大公报》等媒体，她知名度高，文笔很好，某种程度上讲，她的存在增强了华北调查的曝光，哪怕有些地方她没去，她也会发表跟梁思成的通信，公众也就知道了学社在华北忙些什么。但川康调查就没有这些条件，基本上学社成员调查拍摄完成之后，这批照片可能就束之高阁了，还没来得及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发表。

川康调查结束，学社成员回到昆明原以为要长住，花了很多钱建造屋舍，谁知又搬去李庄，生活更加困顿。当时梁思成一家贫病交加，他很难潜心于书斋整理川康资料，他要照顾家庭，要写《中国建筑史》，还要去重庆化缘，要接业务维持学社运转，研究工作被迫淡化了。

新重庆-重庆日报：川康古建筑调查这段历史“重见天日”与你很有关系，你们如何结缘的？

萧易：2008年，央视导演胡劲草拍摄梁林纪录片，在清华建筑学院档案馆找到一个蓝布包裹，里面有560张四川广汉的老照片。2018年，我根据这批照片写了《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一书，并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馆策划举办了“影子之城”特展。广汉是戴季陶老家，这些照片是他1941年委托营造学社前去拍摄的。我因此认识了林洙女士，得知她还有3100多张四川老照片，因营造学社辗转流离被压在箱底，经过协商，我们得到授权来做整理。

我们的整理和重走从2019年正式开始，在此之前，营造学社没有系统整理过，只在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零星有些涉及，林洙也用部分图片做过一本《西南建筑图说》。至于调查的具体行程？覆盖了哪些内容？无从所知，拿到的照片只有编号，我们的研究基本是从头起步，要一张张辨识出来，一张张拼接。

新重庆-重庆日报：川康古建筑调查留下了不少遗憾，你在重走路上是否也感受到了遗憾？

萧易：的确，学社在调查中有一些局限。比如大足石刻的价值确认和成果发布，第一批进行调查的他们没能第一时间判断出宝顶山石刻的年代和“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的价值；再如，虽然汉阙等是考察重点，但学社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宋元木构建筑，他们在峨眉飞来寺是离宋元建筑最近的一次，可惜只发现了明代题记，未能进一步确认这是元代建筑。

我在重走中感受到的遗憾，更多来自古建、古迹的沧桑巨变。比如第一站重庆，梁先生他们看到的五福宫、长安寺、府文庙等基本都已消失，这样的遗憾不止川渝，每个城市都有。

让人欣慰的是，虽然许多遗迹已消失，但川渝地区在几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又发现了非常多的古建、古迹，比如营造学社在四川一直没找到的宋元建筑，后来又陆续发现了十余处，大多是家庙。

新重庆-重庆日报：营造学社的华北调查吸引无数人寻访华北古建，前段时间《黑悟空》又一次引爆了山西旅游，随着川康古建筑调查面纱渐渐揭开，我们如何利用好这笔文化财富？

萧易：川渝两地的木构古建筑缺乏，但石窟寺资源极为丰富，迄今为止公布的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川渝地区的石窟及石刻类遗迹有39处，占全国总量的15%，居全国第一。统计显示，四川现存2134处石窟。安岳坐拥230余处摩崖造像，大足约160处，另外，虽然学社调查过的汉阙近半数已不知所踪，但今天川渝汉阙存量仍占全国一半以上。

以重庆大足石刻、四川安岳石窟为代表的古迹近年越来越火，前往探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虽然川康古建筑调查中涉及的不少古建、古迹消失了，但进一步整理、发掘相关材料，对于川渝人民文化寻根，坚定文化自信非常重要。古建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营造学社在艰苦岁月里的田野调查更是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书生何以报国”之问。这次调查为川渝两地留下了共同的精神财富，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今天，我期待川渝两地共同携手对这次调查展开深入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涵养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