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黄庭坚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毎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山谷集》外集卷一○《与宋子茂书》）他说，友人相聚，最好一起读几页班固的《汉书》。人心如果长期不用历史智慧来“浇灌”，则会被“俗尘”污染。透露于表情和言语的内心修养，可以因读史而充实完善。

历史，确实可以提升人生的品味。《清史稿·儒林列传一·黄宗羲》有这样一段话，谈知识构成的侧重，涉及读经与读史的关系以及读史的方法：“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就是说，理论经典是首先必读的，但是如果期望不堕落为“迂儒”，则应当“多读史”，而且努力“求于心”。应当有一定的史书阅读量，否则不能理解历史演进的规律；但是假若只是学而不思，则仍然是“俗学”一流。显然，一个有志于学的人，一个愿意吸取中国文化的丰富营养来充益内心、完美人格的人，应当熟悉中国历史。如果读史并有所深思，则可能有突出的成就。

读史可以资治，这是历代治史者和读史者共同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历来有“鉴古知今”的说法。熟悉历史知识，借鉴历史上的得失成败，记取经验教训，明了历史规律，为现实服务，是中国千百年来久已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唐代张九龄的《千秋金鉴录》、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等，其中所谓“鉴”，就是“镜”。历史，被有识见的政治活动家看作现实的镜子。历史经验被视作可以应用于现今的智囊。

然而，我们读史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资治。历史知识其实可以看作一切人文知识的基本，可以看作千百年文明积累的总结。读史可以大有益于充实才学，涵养精神，加强修养，增益智慧。特别是对于理解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质，认识我们古老祖国的国情来说，读史无疑是必经的途径。

应当认识到，历史并非简单的线型的进步。历史进程是复杂多样的，有时也会有反复甚至倒退。还应当了解，历史演进的重要条件，除时间外，还有空间。历史因素的生成，历史现象的呈示，历史事件的发生，历史人物的表演，都各有空间地理条件。历史活剧的演出，除了自开演到谢幕的场次秩序外，还必须有适宜的舞台。

中国重视历史的传统，也表现于童蒙教育的内容中。《汉书·食货志上》说到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即所谓“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其中包括行政史、经济史的信息，也是包括如何“教之”的内容的。

关于早期教育或者说基础教育，有“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的程序。“小学”是指初级教育。对于“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颜师古的注释引录了苏林和臣瓒的解说。后者认为，学“五方”之事，是“辨五方之名”，也就是基本的地理知识。而“先王制土……”中“制土”二字，也是包含历史地理的意义的。“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在“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之后，可知当时教育理念，道德教育似乎是寓于知识教育之中的。看来，汉代或者更早，中国教育的规划者和实践者已经注重向学生传授包括地理知识在内的多学科的内容。

中国地图史和中国地图学史有非常悠久的学术渊源。《管子》有《地图》篇。开篇就写道：“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地图记录的信息，包括山川、地貌、植被、道路、聚落、田地等等。而地图绝不仅仅用于军事。《周礼》告诉我们，地图也直接服务于行政管理。考古学收获中著名的古地图发现，如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及长沙马王堆帛书地图的出土，都成为中国古代文明成就的标志性代表。

东汉名将马援在为汉光武帝刘秀分析军事形势时，曾经非常聪明地使用了很特别的方式，“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埶，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帝曰：‘虏在吾目中矣。’”于是胜利进军。马援用谷米做成类似于现今沙盘形式的地形模型，指示军队布防及运动路线，予以分析说明，使得刘秀一目了然，终于取得战争胜利。将中国历代地图资料和有关地图的诸多历史故事充实到历史学习者的知识中，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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