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龙舒郡斋刻《金石录》（残存卷十一至二十），是“攟古继美——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展出的最为珍贵的古籍之一。明清以来，此书经名家递藏，长期在上海、杭州、扬州、苏州等地流转，最终归上海图书馆珍藏。书上有明清两代著名文人学者及收藏家的题跋、题咏三十二则，印记三百枚，其数百年游历江南的印迹，历历可数。

此次展览展期至2026年2月28日，其中《金石录》展期暂定至202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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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录》的传奇

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目录，后二十卷题跋，收录北宋以前传世钟鼎碑版铭文，藏弆宏富，考证精当，与欧阳修所著《集古录》齐名，后人也将金石学概括为“欧赵之学”。

《金石录》的体例仿照《集古录》，但把目录和跋尾合为一书。作者名字通常就署赵明诚一人，但我觉得可以把李清照的名字也列上去。李清照不仅写了无比感人的文学史名篇《金石录后序》，她对《金石录》的成书及修订也作了很大贡献。

赵李两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宋徽宗建中辛巳年（1101），李清照嫁给赵明诚时，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当时的吏部侍郎，而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礼部员外郎。对于金石学，赵李二人气味相投，经常到开封大相国寺去购买典籍和金石拓本。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称“赵李族寒，素贫俭”，但实际上，赵李两家的经济条件，比一般的家庭是要好出许多的。

今天能够看到宋代人的著作已经不易，能看到宋代人刻的宋代人著作，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居然能看到两部宋版的《金石录》，一南一北，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真是眼福不浅。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是足本《金石录》，旧藏甘氏津逮楼，1951年入藏国图，为龙舒郡斋刻本，龙舒在安徽舒城县。这部《金石录》共三十卷，前十卷著录两千种拓本，注明其年月与撰书人名；后二十卷是题跋，总计五百零二篇。

1960年入藏上海图书馆的是残宋本《金石录》，只剩下十卷，具体说来就是题跋部分的前十卷，也是龙舒郡斋刻本，在前面那个版本基础之上有一些校订。

两本宋刻《金石录》都有故事，“十卷本”《金石录》的故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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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金石录》“十卷本” 现藏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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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横空出世”后的流转

“十卷本”《金石录》最早出现于南京，被一位华亭（今上海）人收藏。从南京到上海，再到杭州、扬州、苏州，很戏剧性的是，它转了一圈又回到上海，进了上海图书馆。

这部书上有明清两代著名文人学者及收藏家题跋题咏三十二篇，有的是写一段话，有的是写一篇文章，有的是写一首诗或词，有短有长。印章盖了三百枚，令人震惊。

《金石录》撰成于北宋，刊刻于南宋，奇怪的是，宋元两代文献都未提及宋刻本。到了晚明时代，“十卷本”宋刻《金石录》突然间被华亭学者朱大韶得到了。

朱大韶（1517—1577），字象玄，号文石，华亭（今上海）人，是明朝南京礼部尚书朱恩的侄孙，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国子司业。他得到这部残宋本《金石录》在丙辰年，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得书后，他写了一段题跋：

丙辰秋，偶得古书数帙，中有《金石录》四册，然止十卷，后二十卷亡之矣。因勒乌丝，命侍儿录此序于后，以存当时故事。易安此序，委曲有情致，殊不似妇女口中语，文固可爱。余夙有好古之癖，且亦因以识戒云。丙辰七夕后再日，前史官华亭文石主人题于钦天山下学舍味道斋中。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感慨，收藏并葆有金石古物太难了，耗尽毕生精力收藏的一些古物，战乱来了，根本无力保存。朱文石自省亦有“好古之癖”，应当引以为戒。这篇题跋“题于钦天山下学舍”，指的是明代南京国子监学舍。钦天山就是南京鸡鸣寺背后那座山，明朝设观象台于山上，故名钦天山，又名北极阁。到今天，南京市气象台还在这山顶上。

明代国子监就在钦天山下的成贤街，大约即今天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一带。历史上，南京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直至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就在这个地方办学。朱大韶写这段题跋的时候，正在南京国子监任职，从前后文来看，这本书就是他在南京得到的，后来他带着书回到华亭。明末清初，这本书被杭州收藏家冯子玄收藏，后来转归冯文昌所有。

冯文昌字砚祥，是明末著名藏书家冯梦祯之孙。在“十卷本”《金石录》的收藏史上，冯文昌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对自己的这一收藏十分得意，请人刻了一方印章，印文是“《金石录》十卷人家”。

这方印宣示了他对这本《金石录》的所有权。此后，无论是“长笺短札”，还是“帖尾书头”，他常钤此印，表明他对此书非常看重。印章固化了他对这份收藏的占有、荣耀与得意。后来的每一任收藏者都效仿他，刻一枚“《金石录》十卷人家”，昭示文脉的传承。

几十年后，这部书曾过藏书家、目录学家鲍廷博之手。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祖籍安徽歙县，后来迁居杭州。据嘉庆时著名学者顾广圻跋中说，鲍廷博得到此书，“未及一校，即为归安丁杰持去，售之扬州也”。这丁杰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也是一位藏书家、经学家。

过去人卖书不像今人开书店，坐等客户上门，而是上门兜售，将待售之书拿给潜在客户看。经丁杰之手，这本书被卖给了扬州学者江立（字玉屏，1732—1780）。从江立开始，这本书从杭州到了扬州。江立请篆刻家丁敬弟子张燕昌（号芑堂）用飞白书刻了一方“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印，还专门给自家书斋做了一个“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匾额，惟恐人不知，其展示效果更佳。

1811年，此书又由另一位书商拿给学者汪中的儿子汪喜孙看。汪喜孙对此书惊鸿一瞥，印象很深：

嘉庆辛未（1811），喜孙卧疾里门，吴兴书贾持宋本《金石录》见示，置问礼堂一夕，匆匆索去，怅惘无已。后五年，晋斋先生得吾乡江玉屏所藏残本，与前所见本正同。

汪喜孙还没决定要不要买的时候，书就被拿走了，转介给下家。下家就是赵魏，号晋斋，原籍仁和（今杭州）的金石学者、收藏家，时供职于扬州《全唐文》局。

当时，清廷为了编刻《全唐文》，在扬州专设《全唐文》局以司其事，其址在扬州天宁寺。赵魏与顾广圻是《全唐文》局的同事，他得到“十卷本”《金石录》后，得意地请顾广圻赏鉴，顾广圻写了一页多题跋，比较详细地交代了《金石录》的这段游历。

顾广圻的题跋写于1815年，两年后，嘉庆二十二年（1817），赵魏将此书出让给了阮元。这一年，54岁的阮元刚由湖广总督调任两广总督，又入藏“十卷本”《金石录》，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后来他有一段题跋：

余童时即与定甫（江玉屏之子江安字定甫）往来，其书室内有“金石录十卷人家”扁，问其故，出此书相示。嘉庆廿二年（1817），余从晋斋处购得之。

阮元是乾嘉时代最有福气的一个读书人，连乾隆皇帝都说阮元福气大。他生于乾嘉盛世，官做得大，收藏金石书画典籍也很成功，活得还长，人生几乎没有什么遗憾。有人曾在1809年问阮元，你这么喜欢金石学，究竟在金石学上做了哪些大事？阮元历数自己的“十全武功”：

编纂《山左金石志》、编纂《两浙金石志》、编纂《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模铸周散氏盘南宫盘、摹刻天一阁北宋《石鼓》拓本、发现扬州甘泉山厉王冢西汉刻石、新拓琅邪台秦篆一行、重立曲阜汉府门之倅大石人、摹刻四明本《华山庙碑》、摹刻秦泰山残篆与吴《天发神谶碑》。

如果有人在1817年后向阮元发问，阮元一定会将收藏宋刻《金石录》“十卷本”列为十件大事之一。从保存稀世珍籍与传承“欧赵之学”的角度来说，收藏宋刻《金石录》“十卷本”的光荣与自豪要比上述十事大多了，这个荣耀不能沉默。

阮元收藏此书后，激动之情持续了好久。他在书上盖了好多印，有一页连着盖了五枚印：

泰华双碑之馆、扬州阮伯元章、臣元奉敕审释内府金石文字、扬州阮伯元氏藏书处曰琅嬛仙馆藏金石处曰积古斋藏研处曰谱砚斋著书处曰揅经室、家住扬州文选楼隋曹宪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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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收藏宋刻《金石录》“十卷本”后，在一页上连盖五枚印

从印文来看，阮元是高调、张扬的。阮元觉得《金石录》这本书很重要的特点是赵明诚与李清照的合作，赵李二人夫妻恩爱，学问上又是知音。他心里有意要把自己与赵明诚比一比，于是授意其妻妾三人出场，或钤盖印章，或作文章考辨赵李两人联姻背景以及年寿岁月，意在为李清照晚年再嫁张汝舟之事辨诬。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阮元的如夫人刘文如（1777—1847）。

阮元也请门生、好友撰书题跋，程同文、陈均、洪颐煊、朱为弼等人都留有题跋。阮元还请当时很有名望的人来题跋，如翁方纲。翁方纲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文学家、金石家。他在85岁那年看到阮元收藏的这部《金石录》，兴奋不已，在手里把玩了几个月，又是题跋，又是组织鉴赏雅集，还创作了《重镌金石录十卷印歌》。乾隆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孙多罗贝勒奕绘，也被阮元请来题诗；奕绘的侧室、著名词人顾太清，则应邀题了一首《金缕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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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重镌金石录十卷印歌》卷

阮元去世后，这部《金石录》到了杭州人韩泰华（1810—1878）手里。他是怎么买到这个书的呢？《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

一日书贾来售，惊喜欲狂，古色古香，可宝贵。余得之，亦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小印。

同治十年（1871），此书从杭州到了苏州，为藏书家潘祖荫所有。潘祖荫收藏极富，“十卷本”《金石录》只是他收藏的众多宋版书之一。但这部书对他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在他之前的那些收藏家，从冯文昌开始，每个收藏家都要刻一方印章，以示拥有。潘祖荫也不例外，他请著名篆刻家赵之谦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时在同治十一年春，距此书入藏潘氏滂喜斋才几个月时间。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交接仪式就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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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上钤有赵之谦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

从南京起步，“十卷本”《金石录》踏过上海、杭州、扬州、苏州，最后又回到上海。它的足迹在江南地区划出一个完美的圈子。

江南是明清藏书史的核心之地。研究书籍史的学者，喜欢讲书籍的环流。“十卷本”《金石录》在江南的流转，吸引诸多金石学家、藏书家，吸引达官贵人、诗人词家、闺秀才女登台亮相，营造出江南藏书的文化氛围。这样难得的宋著宋刻，这样珍贵的人事因缘及其交集，能够为你我所见、所知，真是我们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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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潘氏与苏州金石学术传统

光绪十六年（1890），潘祖荫去世，同乡、同龄好友翁同龢撰挽联表达怀念：

《金石录》十卷人家，叹君精博；

《松陵集》两宗诗派，剩我孤吟。

翁同龢把“十卷本”《金石录》视为潘氏藏书及其学问的突出代表。要理解“十卷本”《金石录》对潘祖荫的重要性，须将此书置于整个苏州金石学术传统里看。

宋代的苏州，就给我们留下了“天地人城”四大宋碑：《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平江府图》。这是苏州石刻为中国文化史所作的突出贡献，蜚声中外，其他城市无一可比。苏州金石学术的传统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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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宋碑《天文图》

苏州金石学者很多，明代有《金薤琳琅》的作者都穆，元明之际有撰《名迹录》的刻工朱珪。朱珪工于篆刻，也擅长刻石，他将所刻碑目及其文字编辑成书，为刻工研究留下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可以说，《名迹录》是金石学史上绝无仅有之书。晚清金石家叶昌炽也是苏州人，他所著的《语石》，确立了石刻学的学术框架体系，影响极大。上海图书馆的老馆长顾廷龙先生，在金石学上造诣很高，他的苏州故居有一口井，井栏上有宋明人的刻字，他制作了井栏铭刻的拓本，邀请当代近50位名流学者题跋，集成一本《宋绍定井阑题字册》，古风犹在，雅趣独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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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金石传统源远流长，极为丰厚。苏州本地的书店、刻碑店琳琅满目，典籍拓本流通极为活跃。苏州本地学者耳濡目染，所受影响很大。潘家就是在苏州的金石学以及典籍流传的大传统里成长起来的。苏州潘家六代藏书，不仅藏书，也喜欢收藏金石拓本，家风不坠，家学传承，又进一步充实了苏州的学术文化传统。

说回到潘祖荫。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号伯寅，潘世恩孙，潘曾绶子。咸丰二年（1852）探花，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卒谥文勤。他是苏州潘氏典籍收藏的标志性人物，其攀古楼藏彝器，滂喜斋藏善本，名闻天下。

这次展览展出一封潘祖荫的信，他嘱托族兄潘钟瑞访拓虎丘宋元人石刻、访求宋刻《楚辞》，愿重金购其大字本，表示：“梦想一生，无由一见，殊是恨事。”

潘祖荫交往的金石家很多，与鲍康、陈介祺、沈树镛、陆心源、吴大澂、王懿荣等人皆有书札往来。有一封他写给吴大澂的信很有讲究——不是内容讲究，而是用笺讲究。笺纸上用17个苏轼所书字迹的残拓双钩为底纹。北宋孙莘老在湖州收集当地古碑遗刻，建墨妙亭，并将苏轼手书题诗《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刻碑留念。诗的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奇踪散出走吴越，胜事传说夸友朋。书来乞诗要自写，为把栗尾书谿藤。后来视今犹视昔，过眼百世如风灯。他年刘郎忆贺监，还道同时须服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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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祖荫致吴大澂札，以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残拓为底纹

诗碑后来断了，成了残碑，有人取断碑一截凿成一块砚台，砚背犹存“吴越胜事”“书来乞诗要”“尾书谿藤”“视昔过眼”等17字。这17字被拓出来，双钩之后作为信笺的装饰背景。潘祖荫选用这一信笺给吴大澂写信，展示风雅，使此信附加了很高的文化成本。

潘祖荫与叶昌炽关系密切，叶昌炽帮他整理了《滂喜斋藏书记》《滂喜斋宋元本书目》。潘祖荫有一个斋号叫“佞宋斋”，他在另一个场合曾明确表示，他最爱的是宋本。他收的宋本，经史子集都有。经部有《西畴居士春秋本例》《鬳斋考工记解》《广韵》《礼部韵略》等；史部有《汉隽》《通鉴纪事本末》《金石录》等；子部有《东观余论》《诸儒鸣道》《孔丛子》《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九章算经》等；集部有《杜工部集》《梁溪先生文集》（李纲）、《侍郎葛公归愚集》（葛立方）、《后村先生大全诗集》《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

《金石录》“十卷本”经朱大韶、冯文昌、江立、赵魏、阮元、韩泰华、潘祖荫递藏，留下江藩、顾千里、汪喜孙、翁方纲、姚元之、洪颐煊、沈涛、奕绘、顾太清等人的题跋、题咏三十二则，印记三百枚。但是，潘祖荫在“十卷本”《金石录》上留下的痕迹很少，仅有几枚印章而已：“潘祖荫藏书记”“伯寅藏书记”“龙自然室”“伯寅手校”印，没有长篇题跋文字，也没有像阮元那样盖那么多的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潘祖荫珍藏和保护典籍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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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录》“十卷本”虽然是残本，但凭着它在江南四百多年的传奇经历，周身吸附了江南人文的英灵之气，累积了丰富而内敛的文化光华。隔着展柜的玻璃，今天的我们无法抚摸前贤抚摸过的卷页，无法亲触前贤留下的手泽，但可以隔空与前贤审视、鉴赏并阅读那些楮墨文字的目光对接，从前贤那里学习典籍保护、传承与研究的经验。奕绘为“十卷本”《金石录》题诗有句云：“汲引今古得修绠。”古代典籍给了我们一根很长的绳子，让我们从深远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其意与本次展览的标题“攟古继美”不谋而合。二者的共同指向是汲古滋今、典籍传承和文化更新。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