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招商局创办的过程中，李鸿章作为企业的发起者曾灌注了大量的心血。因此，关于招商局的经营取向无不与其思想意识密切相关。此外，招商局的创立既是李鸿章对以往洋务实践的一次总结与反思，同时也是其洋务思想与计划的一次调整与延伸。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员，在谋求国家自强的过程中，首先从军事工业入手，并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建立了包括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在内的一系列军工企业。但是这些军工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所采取的并非是近代的管理方式，而是近乎于传统官营企业的模式，并且企业的运营资本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些企业虽然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但是从其实际的经营效果上看，并不理想。这些军工企业不仅资金耗费严重，就连产品的基本质量也很难令人满意。因此，朝廷内外对此多有不满的不满。同治十三年（1870年）廷臣宋晋提议停办福州船政局就是对此问题的一次爆发。曾国藩、左宗棠以及李鸿章等洋务官员予以驳斥，力争船政可兴不可废。虽然，最终以李鸿章等人的胜出而终止，但是李鸿章等洋务官员不得不对洋务军工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经办洋务军事工业的经验与总结使李鸿章认识到，政府主办企业存在的弊端是非常大的，官场上的人事关系极易干扰企业中的规章制度。一些企业与其说是生产单位，倒不如说是当权者安插亲朋故旧的衙门。以福州船政局而言，“凡湘人之失职者，一概入局”。这种现象引起本地人的不满，因之，其继任者为了平衡地方关系转以安插本地士绅予以缓和。不但船政局如此，所有大中型军工企业都存在类似现象，无一例外的成为官场的延伸。在这些军工企业中，营私舞弊、领取干薪、因循推诿的现象无所不在。以致时人普遍传喧，“船政局干修极多极厚，或每年数千金，亦少数百金”，面对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连刘坤一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现象，“未必全属子虚”。至于企业管理人员贪污中饱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李鸿章本人对此不可能不有所耳闻。正是出于对洋务军工企业管理中诸多问题的反思，李鸿章在奏设招商局的过程中，不断强调：招商局当用心经营，“以免官场之气”。

李鸿章创办民用工业的另一条思路则是意在扩充饷源。招商局兴办的直接动因即是基于同治十三年冬季的“船政之议”，内阁学士宋晋批评福州船政局“糜费太重”，“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并指出江南制造总局情形也是一样，建议清政府在此“费用日绌”时节，为节省财政支出，将“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由是引发一场有关继续造船与否的争论。其实这场争论的核心并不在船该不该造，而在于造船之资金问题。鉴于晚清财政状况，在既有的财政体系下，如果加大对洋务军事工业投资势必会导致中央财政的正常开支，这是中央政府所不愿意承担的，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对此也有深刻体会。但是即便如此，李鸿章也表示：“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不可省”，“左宗棠创造闽省轮船，曾国藩饬造沪局轮船，皆为国家筹远久之计，岂不知费钜而效迟哉？”如果裁撤，必将“前功尽弃，后效难图”，“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

虽然，福州船政局被保了下来，但是财政问题依旧是军工企业继续面临的最大难题。鉴于军工企业是不能停办，中央财政的拨款又极其有限，如若继续维系这一开销，洋务工业必须转向市场，以期获得资金。因此，从洋务军事工业向民用企业转型被纳入到李鸿章等人的视野。正如其所宣扬的：经营煤铁工业，可以“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由此不难看出，“裕饷”、“浚源”成为李鸿章推行民运企业的重要动机。“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源莫如振兴商务”，而其自称“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