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一部《史书》的开篇，尤其是通史，往往都是从某某元年开始，或者从三皇五帝开始，比如《史记》、《汉书》，《春秋》、《左传》均是如此

但是你发现了没，《资治通鉴》并不是，它的起始年份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翻开《资治通鉴》的首页，映入眼帘的就是“周纪一：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也就是“起于戊寅年，止于壬子年”，翻译过来就是“起于公元前403年，止于公元前369年”的意思

哎~这就很有意思了，司马光脑壳是木讷了么，怎么就挑选了这么一个不当不正的年份作为全书的开端呢？

就算司马光是周威烈王的粉丝，那也至少应该把《资治通鉴》的开头安排在周威烈王即位的元年才对吧？

别说一般的读者了，就算是资深的历史爱好者，也很难一下子就想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发生过什么事儿吧？所以司马光到底是怎么想的？

本期，我们就来看看，司马光到底是怎么想的

众所周知，这司马光，核心的标签并不是史官，而是政治家，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教训，以应对北宋未来的国家发展，就连宋神宗也说了，本书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所以说，《资治通鉴》不是史官的史书，而是政治家的史书，就不能拿一般的历史学角度去衡量这部书，得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

什么意识形态呢？这就得说司马光的另一个身份了，大儒，儒学狂热爱好者，钻研儒家经典几十年，深得儒家经典之真传

既然是儒家学派的，那么就很好理解了，司马光肯定是想让这部意图在于“资治”的编年史，一开篇就让儒家意识形态成为主角，这也就是所谓的“夹带私货”

儒家意识形态最在乎的，是“名正言顺”，儒家把名分问题摆在了政治学的制高点，按照儒家的标准，礼崩乐坏是罪大恶极的事件，是不可容忍的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里，名义问题是底线问题，哪怕既成事实无法推翻，名义上也不能做一丝一毫的让步

所以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孔子对于治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名”

或许你不知道，儒家才有一个别称，叫作名教，可以说，儒家对于扰乱名分规则一直以来都是零容忍的

而周威烈王23年，还真就发生了一件“名不正言不顺”的事儿，那就是，周威烈王把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封为诸侯

但三家分晋这件事儿吧，是发生在公元前453年，智襄子被晋国的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灭掉，晋被赵、韩、魏三家所分

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很明显三家分晋更严重，毕竟发动了战争，而周威烈王分封只不过是一纸任命罢了，无关紧要

但儒家视角可不这么认为，在司马光看来，所谓“三家分晋”只是三大家族“事实上”瓜分了晋国，而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则意味着三家作为三个新兴的独立政权，从此拥有了合法的名分

这可不得了，原本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竟然获得了官方认可，把自己洗白了

司马光作为政治家，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件事儿的重要性，故而把它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端，并告诉真宗乃至后人，“名，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