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庙号”，就是皇帝驾崩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起的名号，起源于极为重视祭祀和敬拜的殷商时期。最初，庙号只分为四种，创基者曰“太”，比如太祖汤和太宗太甲；功高者曰“高”，比如高祖王亥和高宗武丁；祭祀者曰“世”，比如世祖盘庚和世宗且甲；中兴者曰“中”，比如中宗且乙。

西周建立后，逐渐停止了庙号的使用，转而以“谥号”作为替代。因此，周朝的历代君主都是有谥号，而没有庙号。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秦朝，认为替先祖尊上庙号或者谥号都属于“子议其父”和“臣议其君”的大不敬，故而将两者全部废止。此后，“世数制”开始推行，于是才有了“秦始皇”和“秦二世”。

刘邦建立西汉以后，同时沿用了商朝和周朝的庙号制度和谥号制度。只不过，汉初对于庙号的授予非常慎重，皇帝驾崩后都有自己的谥号，但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庙号。

据统计，西汉拥有庙号的皇帝只有四位，分别是汉太祖刘邦、汉太宗刘恒、汉世宗刘彻和汉中宗刘询。令人非常诧异的是，延续了中华文明第一个盛世局面“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刘启却不在其列，父亲汉文帝刘恒和儿子汉武帝刘彻都有庙号，唯独他本人被排除在外。

作为西汉王朝的第六位皇帝，汉景帝刘启一生勤俭治国，不断强化中央集权，还平定了七国之乱，延续了“文景之治”，更为其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看来，这是一枚妥妥的圣君，为什么会没有自己的庙号呢？

通过钻研史料，文史不假认为或许与他“诛杀晁错”和“逼死周亚夫”这两件事有关。由此推断，他应该是一个刻薄寡恩之人，这在以“忠孝”治国的西汉是大忌。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于未央宫，太子刘启登基称帝，史称“汉景帝”。当时，西汉已经从建国初期的内忧外患中逐步复苏，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国家呈现出了“海内殷富”的景象。

在此背景下，以三十岁盛年即位的刘启，本应该大有作为才对。可是，他却显得老气横秋和墨守成规，丝毫没有年轻人的进取心。看来，在长期“黄老无为思想”的熏陶下，这位新帝已经未老先衰。幸亏，汉文帝在世时为他精心挑选了几位辅臣，晁错就是其中的一位。

作为内史，晁错深得汉景帝信任，经常被单独召见商议国是，宠信程度明显超过了三公九卿。于是，作为丞相的申屠嘉开始因嫉生恨，以“擅自凿开庙墙”提出弹劾，结果对方不降反升，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从而位列三公。

自高祖刘邦开国以后，大肆推行“分封制”，导致了刘氏诸王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了中央政权的最大威胁。到汉景帝登基时，诸侯国的势力恶性膨胀，比如齐国有七十多座城池，吴国有五十多座城池，楚国有四十多座城池，而且开铜铸钱和豢养私兵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景帝二年，初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就向汉景帝提出削藩，一篇《削藩策》引得朝野震惊。其中，他这样提到:

今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在晁错再三再四的规劝下，尽管朝廷内部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但汉景帝还是下达了“削藩令”，先拿一些小的诸侯国开刀。于是，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都被收归中央。

晁错的削藩之策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不过，由于侵犯了太多人的利益，尤其是侵犯了刘氏宗亲的利益，他立即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不久，诸侯王中势力最强的吴王刘濞率先发难，他联合了楚王刘戊、胶东王刘雄渠、胶西王刘卬、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和赵王刘遂共同起兵，由此引发了“七国之乱”。

叛乱发生后，汉景帝立即召集晁错等朝臣商量平叛事宜，最终决定打出天子旗号去御驾亲征。眼见如此，吴楚等七国也不敢公开“反汉”，只好打出了“清君侧诛晁错”的口号，表明自己铲除奸佞的态度。

面对准备充分的叛军，久疏战阵的汉军竟然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败退。于是，汉景帝开始徘徊犹豫了，在袁盎的建议下，他开始认真考虑诛杀晁错以换取七国退兵的可能性。

随着袁盎被加封为太常，汉景帝已经有了倾向性意见，朝臣们自然懂得如何见风使舵。在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和廷尉张欧等人的联合推动下，晁错的生命终于进入了倒计时。

汉景帝虽然表现得不舍和不忍，但还是很快下旨处斩晁错，而且还是腰斩。插入一句，西汉时只有十恶不赦之罪才会受此酷刑，试问削藩究竟何罪之有？

一代忠君爱国的名臣就这样殒命，而且对于战局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据《汉书》记载，校尉邓公在事后上疏提及:

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所不取也。

晁错为了削藩却死于削藩，虽然身后依然存在争议声。但是，他公而忘私和国而忘家的高尚情操却赢得了忠直之士的肯定，司马迁就这样称赞:

晁错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

而另一位史学家班固也曾经这样评价晁错:

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晁错杀了，七国还在反叛，丝毫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事到如今，汉景帝已经没有了任何转圜余地，只得破釜沉舟与诸侯军硬杠，还升任细柳营周亚夫出任太尉，具体负责前线交战。

在周亚夫的超常发挥下，在梁王刘武等人的协助下，汉军不到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自此以后，汉景帝的皇位得到了稳固，剩余的诸侯王也不敢继续造次。

周亚夫作为平叛的首功，声望也大大增强。五年之后，他被汉景帝剥夺军权改任丞相一职，取得了不亚于父亲周勃当年的功勋和地位，实现了唯一的“父子双丞相”。

由于栗妃失宠，汉景帝册立王娡为皇后，也萌生了废除太子刘荣而改立刘彻的想法，立即就遭到了丞相周亚夫的坚决反对。自此开始，两人的矛盾逐渐被激化，而且一直都没有得到过缓解，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

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由此疏之。

窦太后希望加封皇后王娡的兄长王信为侯，汉景帝也表示同意，但丞相周亚夫却又一次执拗起来，甚至搬出了汉高祖“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祖训。这下，无论窦太后还是汉景帝，都只能默然无语，但心中却又记下了一笔。

眼见自己越来越被老板讨厌，周亚夫也非常识趣，以病为由被准许归家养老。从此以后，他一心一意种地耕田，再也不关心朝局。

儿子周阳为了给年迈的父亲准备后事，私下购置了五百件殉葬用的铠甲和盾牌藏于家中。结果，有人却借此事告发周家，还说他们居心叵测，蓄意准备谋反，更宣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事实上，以周亚夫的功绩，私铸铠甲和盾牌作为殉葬品实在是不值一提。不过，心胸狭隘的汉景帝却决定借题发挥，下旨廷尉进行严查，还将周家上下统统问罪下狱。

被捕入狱后，周亚夫气得心如死灰，既不谩骂，也不辩解，开始在狱中绝食。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引起汉景帝的宽赦，五天后就吐血而亡。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

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

通过晁错和周亚夫的事例，真实反映出汉景帝刘启的刻薄少恩。或许，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就是诞下了雄才大略的儿子汉武帝刘彻。

在1957年，毛主席在点评“二十四史”时这样表示:

“文景二帝”实乃无名之辈，守旧之君，倒是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不失为鼎盛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