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迁都之争，大概分为两个派系

。一派主要是以关中贵族为主，主张西迁长安，可以称之为“西迁派”。二是支持定都洛阳的“都洛派”，他们反对西迁。由于“西土耆老”与“山东”权贵的参与，东汉初年的都城之争具有深厚的背景。

一、光武时期

建武元年（25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此时，长安尚处在混乱之中。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奔高陵。”十二月，“赤眉杀更始，而隗嚣据陇右，卢芳起安定”，

这时的关中地区，尚不具备作为都城所必需的稳定局势。

而洛阳，在更始元年（23年）后，便一直处于刘秀的控制之下。

九月，更始军拔平洛阳。十月，更始帝移都洛阳。在移都的过程中，刘秀在军中建立了很高的个人声望，其属部军纪严明、肃整，与其他部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获得了更始军上层的认同。

刘秀也被任命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

持节“镇慰州郡”，巡视辖区。刘秀“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得到了中原一带官民的拥护。

更始二年（24年）初，关中申屠建、李松，“自长安传送乘舆服御，

又遣中黄门从官奉迎迁都。”这时，郑兴上书劝说更始帝弃洛阳而都长安：“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此话的意思便是，天下正是大乱的时候，关中地势险峻，最好的办法就是先都关中，再定赤眉。

果然，二月，更始自洛阳西迁长安

。由于更始帝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未先定赤眉而入关中。每天沉醉于酒色而不顾政事，不纳谏言，以致十二月，赤眉大军攻入关中，长安则更加的混乱。而就在始迁长安之际，刘秀经略河北，建立了自己的战略后方，灭王朗，破铜马。

建武元年（25）年，刘秀称帝。十月定都，将河洛地区作为根据地

，讨伐四方。此时，关中正赤眉作乱，严岑又在汉中自封为武安王，关中的局势极其不稳定。加之光武一直忙着讨伐四方，更是无暇顾及定都之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建武六年（30年）。这一年，光武始“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

此时的关中地区面临严重威胁，一是陇右隗嚣

，二是巴蜀公孙述屡次侵犯，形势相当危急。光武此次幸长安，并没有立都长安的打算，而是调集七大将军从陇道伐蜀，以解长安之危。十二年（36年）春，平巴蜀。至此关中的局势才初步稳定下来。从建武六年到建武十三年，刘秀持续对陇右、巴蜀用兵，所以这一时期，不应该有西迁之论。

刘秀一边用兵征伐四方，一边营建洛阳。

建武二年（26年）春，“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五年（29年），“初起太学”，“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逐步完善了洛阳的都城设施。十五年（39年），议立太子，告祠宗庙，论功封赏，核查田亩，考核官吏，健全行政制度。

十六年（40年），开始肃清“郡国大姓、兵长及群盗”对基层政权的干扰，

开始实行五铢钱，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同年，卢芳乞降，国内的割据势力基本平定，刘秀才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国家政权稳定以后，建武十八年（42年），刘秀幸，开始大规模地修建关中的都城设施。

此次的行幸，规模空前，但多为征伐之

事，之前幸长安虽曾两次诏修园陵，也仅仅是为祭祀做准备。这次则不同，除了告祭园陵，还祭祀天地，规模颇不相同。刘秀先有“凄然有怀祖之思”，又“喟乎以思诸夏之隆”，反思历代兴衰。

这些思考是否涉及到迁都，我们不得而知

。但西汉初年，刘邦先都洛阳后迁关中，并在此成就了一番伟业的事实，刘秀等人应当熟知。因此，随着对西汉盛衰的反思，长安和洛阳的位置，开始浮出水面。

坊间对于光武继承汉家大业，当定都于长安的说法不绝于耳，

更何况高祖有先都洛阳，后迁关中之先例，刘秀修建关中设施，又有怀祖反思之意，很自然引起了朝臣们的猜疑，尤其是山东权贵的忧虑。刘秀平定天下，主要依靠山东势力。

明帝时所谓的“云台二十八将”中有二十人来自山东。

可见，相对于关中贵族，仍旧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些山东势力的狐疑，很容易给光武帝造成巨大的压力。就在此时，杜笃上《论都赋》一文，主张西迁。此论一出，影响甚大。

顿时，主张西迁的耆老以为“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

，要求迁都关中。杜笃的建议触动了正对此狐疑、主张都洛阳的山东权贵的利益。他们是否采取行动，史书乏有记载，但从日后杜笃“以目疾，二十余年不窥京师”。目疾显然不是影响其二十年不至京师的根本原因，可能是《论都赋》的发表，激怒了山东权贵，而本人也对此颇为忌惮。

由于山东权贵的势力过于强大，

刘秀对杜笃《论都赋》中所提倡的西迁之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而杜笃的结局也证明了光武时期的西迁之乱受到了山东权贵的强烈排斥。于是，光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都洛阳的决心。建武二十六年（50年），“初作寿陵”，中元元年（56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

因此，光武时期虽有迁都之议，但由于支持都洛阳的山东权贵势力过于强大，

这场争论甚至没有开始，或者说尚未展开激烈的辩论，就被压制下去了。至此光武期间的迁都之议就以杜笃的离京而暂时得以平息。

二、明帝时期

永平年间，西迁之再起，王景作《金人论》一文以应杜笃

。“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暮然佇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无人之符，文有可采。”王景此作目的非常明显，借神雀、金人等诸祥瑞来印证都洛与符命相应。其手法与王莽时，“定帝德，国洛阳”的思路颇为一致，其用意都相同：定都洛阳，以应天命。

《金人论》今已不存，考其内容，当写明帝所梦金人之事。

东汉所行土德，依照五行的观念，土生金，金人一出，乃是祥瑞之首。神雀降临，乃为胡人来降之兆，两相呼应，以此论预示着定都洛阳乃天人相符，故多祥瑞。其所说的“天人相符”无非是从天人感应学说出发，以“金人”、“神雀”之兆，来赞颂洛阳之美，反对迁都长安。

而此期间，唯永平十七年（74年）

“神雀诸瑞”出现，可见，在永平十七年前后，西迁之论又被重提。明帝时期，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迁之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永平十年（67年）后，山阳王刘荆、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等山东宗室相继谋反，给洛阳带来很大的威胁。山东诸王的相继反叛，给明帝政权以沉重打击。明帝大行诏狱，受牵连者众多，山东诸王被高度戒备，人人自危。

明帝即位后，“起北宫及诸官府”，进一步完善了洛阳的都城建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山东权贵的人心。但诸王的相继叛乱，又将洛阳置于了危险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西汉“以关中治关东”的经验很有可能被“西土耆老”作为迁都的理由而重新提起，而西迁之论必定会被主张西迁的关中贵族们所响应。

山东诸王的反叛给明帝时期的政坛带来了相当大的危机。

但永平十七年春正月，“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祥集京师”。这样的祥瑞只有高祖、光武的功勋才能配得上，而对忙于应对山东诸侯叛乱的明帝来说，可谓是盛事。

于是，马上策告宗庙，赐天下男爵，恤孤寡，

赏官吏，足见这次祥瑞的出现给一直处在焦虑之中的明帝以极大地鼓舞。永平十七年，王景《金人论》，以天人感应来说洛阳之美，很自然得到了明帝的赞赏和群臣的认同。这样，明帝时期的西迁之议，以这次祥瑞的出现和王景的《金人论》，暂时得到了消解。

三、章帝时期

围绕都洛阳还是都长安的问题，西迁派与都洛派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帝时期，余波未息，傅毅、崔骃、班固等人纷纷以赋论事，主张立都洛阳。傅毅有《反都赋》、《洛都赋》。前者仅存两句：“因龙门而畅化，开伊阕以达聪。”颂扬洛阳的美好形势。

《洛都赋》则先序光武受命，再述洛阳的形势，最后叙述东汉制度，

“分画经纬，开正涂轨。序立庙祧，面朝后市”，以示洛阳建制皆有章法。“明堂、辟雍、灵台之列，宗祀扬化，云物是察”，赞扬东汉兴建礼制建筑，推行礼乐教化。

崔骃作同名赋作《反都赋》，可以推断出

，其亦主张立都洛阳。“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始迁洛都。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偏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有客言长安之富，意在鄙陋洛都。崔骃的主张非常鲜明的指出，国家的兴亡成败，不能仅凭地理形势上的险要，支持光武帝将都城迁返洛阳。

班固《两都赋》，立意与傅毅、崔骃二人相同

，亦主张立都洛阳。“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班固《两都赋》序言中也说：“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班固借此表达了他的政治见解，即从都城的制度、法度上阐明两种立国的见解，

使赋作具有论说两汉都城与制度的意义。班固详细叙述了东汉建都洛阳的理论依据，认为东汉是光武帝中兴汉业的“中兴之举”，定都于天下之中，堪比周室之美德。还从建国之初，东汉所实行的节俭风尚，赞颂了圣上的微德和国家的强大，比之长安的奢靡之风气要好得多。

由此看来，东汉时期的迁都之争论，其映射的是不同治国思想在都城选址问题上的体现，

这种体现实质上是更重视地利还是人和两种观念的交锋。治国之道不同，攻守之时各异。从军事角度去考虑，则要侧重于地利因素，强调山川的险阻；从王道德角度去考虑，则要更多的侧重于人和，选址注重“天下之中”。

东汉的迁都之争，是不同都城观念的一次交锋

，是对两汉都城制度较为深入的一次讨论，由于这场争论持续时间之长、所带来的影响之大，因而在中国都城制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这场争论，标志着以儒家礼乐思想为主导的新的都城观念的确立，这是中国都城制度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一次变革。

四、总结

西汉先都洛阳，经娄敬、张良等讨论而最终迁都于长安。

东汉虽对迁都之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但最终并未西迁长安，这已经说明两汉初年统治集团在都城选址观念上的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