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网11月21日讯（记者 王玉龙）中华民族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华夏民族所创建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由于传统文献典籍对于五帝三代的记载并不系统，甚至互相扞格抵牾、支离偏悖，遂致清代以来疑古学派，称“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于是，有人或以为夏朝是“传说中”的王朝，始于约公元前2070年，结束于约公元前1600年，共存在约470年。说它是“传说中”，是因为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目前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能够证实夏朝的存在。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认为，夏朝是客观存在的，《史记》等早期文献的记载支持了夏朝的历史，并在越来越多古代遗存中得到证实‌。

东夷文化研究成果交流活动现场

在今年11月2日由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等主办的“鲁东南文明之光——日照史前考古90周年暨东夷文化研究成果交流活动”上，山东省博物馆特聘首席专家、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孙敬明发表学术演讲，认为夏朝存在与否的问题，“不仅传统经典文献里边有记载，而且青铜器铭文也是凿然可证夏朝是信史。”

孙敬明作大会学术演讲

孙敬明先生表示，大禹是人，治水乃史，夏朝是信史，证据颇多。东汉许慎《说文》：“禹，蟲也。从厹，象形。”“蟲，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豸。”鲁迅先生曾诟病有的学者所谓“禹是一条虫”，疑古学者所谓“禹是一条虫”，大概因于《说文》，而《说文》对“禹”与“蟲”正是两字本意之正确解读。然而历史则是夏禹其人，藉取动物之名而命其名者。凡此例证不胜枚举，如历史文献“蚩尤”“蟜极”“夔”“龙”“朱虎”“熊罴”“鲧”“禹”等，由此可见古人有以动物名命名之习尚。

有学者指出，“四书五经中，直接提到大禹的，有《诗经》《论语》《春秋》《孟子》《礼记》，一共出现了31次，禹、大禹、夏禹，其中作为治水英雄的有6处，作为德高望重帝王的有25处。《史记》中，有21处提到‘禹’（其中两处称‘文命’），其中作为治水英雄的10处，作为德高望重帝王的11处。”

新出土文献，孙敬明认为也证实了此种说法，如：

1、西周遂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迺差地设征，”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征集到西周中期遂公盨一件，铭文铸在器底九十八字，作盨者是西周时期遂国之君“遂公”。铭文开篇云：“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凡此铭文正可与《尚书·禹贡序》《尚书·禹贡》兑读。《尚书·禹贡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遂公盨“迺差地设征”与《禹贡·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中的“任土作贡”是同一回事，即与《禹贡》所记载禹划分九州“九州攸同”，差等土地物产而要求各地相应作贡奉相同。

遂公盨

遂公盨铭文

2、秦公簋铭文“鼏(幂)宅禹迹”

秦公簋，或称1919年甘肃出土，时代为春秋晚期。今存国家博物馆。铭文百余字，兹撷录有涉夏禹者。“秦公曰：丕显朕祖，受天命，鼏(幂)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严龚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充分证明两周金文与先秦典籍以及后来史书中对“禹”“夏”之历史一贯认识。

秦公簋铭文（局部）

3、叔夷钟镈铭文“创伐夏后，咸有九州，处禹之都。”

叔夷钟、镈。宋宣和五年（1123）齐故城遗址耕地出土。

钟镈铭文尤可称述者，如“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赫赫成汤，有严在帝所，专受天命，创伐夏后，贯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都。”凡此，提及商代成汤、征伐夏后、咸有九州、处禹之都。不但有春秋时期自己的身家历史，而且还追溯远祖，直至商代成汤时期，征伐夏侯氏，得到九州天下，据有夏禹划分九州之区域。

叔夷钟铭文“处禹之都”，尤可与秦公簋“鼏(幂)宅禹迹”比较，而两者所云应是同一历史事件，只不过各所称颂的对象不同。

4、莒叔之仲子平钟铭文“端端雍雍，闻于夏东。”

1975年，山东莒南大店春秋中期莒公大墓出土莒叔之仲子平编钟九件，铭文相同。凡六十八字。如铭文称：“惟正月初吉，莒叔之仲子平，自作铸游钟，玄鏐鋿铝，乃为之音，端端雍雍，闻于夏东。”[1]铭称“夏东”，金文仅见。考古证明莒为嬴姓东夷古国，属于东方滨海土著，历史文化极其悠久而发达。莒之国都商周时期先后在今山东费县、胶州、莒县，战国早期为齐或楚灭之。

莒国自古处于东方。在其西边与之相邻的曾国，属于夏代王杼之次子曲烈封国，春秋时与莒国通婚，与莒为甥舅之国，并曾为莒国所灭。再往西则有薛国、邳国，薛、邳同祖，先祖奚仲为夏车正，再向西还有许多夏代的封国。所以莒国铸造编钟，自称“端端雍雍，闻于夏东。”

5、邳伯夏子罍

1954年山东枣庄峄县（今峄城区）出土邳伯夏子罍两件，同铭，王献唐先生定其时代为战国，实际应为春秋晚期。铭文曰：“惟正月初吉丁亥，邳伯夏子自作尊罍，用祈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邳为土著古国，春秋时分为上邳、下邳，分别在今山东枣庄和江苏邳州、睢宁一带。估计这位邳伯也是一位历史文化的追怀者，所以启用“夏子”的名字。还有滕州出土的著名的不其簋（邳其簋），也是邳国的重器。充分证明这些夏代的古国生命力之强盛。

另外，清代光绪年间山东黄县（龙口）莱山之阴出土一组西周前期带铭文青铜器，其中有禹鼎、禹甗；1969年黄县归城小刘庄出土西周前期启尊、启卣等带铭文青铜器。

还有《论语》不但多次提及“禹”，并且如《论语·述而》还提及“夏”，如“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众多青铜器铭文中，唯有海岱区域古国所铸造者带有“禹”“夏”“夏东”之铭。而“夏东”之词组确乃首见，且惟独莒叔之仲子平钟出土时间地点明确。《诗经·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 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海岱区域是为“大东”，清乾隆帝题沂山东镇庙碑“大东陪岳”。殷商甲骨文“隹夷”即“潍夷”（淮夷）、《閟宫》之“淮夷”即“潍夷”“南夷”“南隹夷”则是“淮夷”。潍水源于莒县，属钟铭“夏东”之区。傅斯年有“夷夏东西”说，今见春秋东夷钟铭自称区域为“夏东”，正可为傅氏之说佐证。

春秋绵历至汉代，在山东嘉祥、滕州、临沂、莒县以及江苏徐州等地汉画像石发现五帝以及夏禹的画像与题名。最重要的是莒县东莞汉画像石不但题名“夏禹”，而且还有“禹妻”。凡此两周吉金与汉代贞珉关乎禹迹夏史者，均见于大东区域，由此足证海岱之间与夏禹文化最为密切之关系。

最后，必须提及，《世本》称：“鲧作城郭。”《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史记·五帝本纪》：“尧又曰：‘嗟，四岳荡荡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治者？’皆曰鲧可……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集解》马融曰：“殛，诛也。羽山，东裔也。”《正义》孔安国云：“殛，窜，放，流，皆诛也。”《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临沂县界。”多种历史典籍记载，禹之父鲧治理水患未获成功，遂有殛鲧于羽山之说。羽山所在，《括地志》外或以为在今之连云港。所以，今日照两城、尧王城、五莲丹土、莒县薄版台以及连云港的藤花落所发现龙山文化古城应该与鲧禹父子关系密切。综上所言，大汶口文化陶文是远古东夷古文明重要标志，两周金文、汉代题刻证明鲧、禹及夏与海岱区域关系密切。

（孙敬明，字鑑泉，号辰生。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山东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专家，山东大学、烟台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及研究生导师，曲阜师范大学李学勤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山东省博物馆特聘首席专家、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