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通过气候角度，来推论为什么尧舜禹夏文明，不可能发生在中原地区。因为“尧舜禹夏”这一时期恰是中原文明断崖式消失而四川盆地蓬勃发展时期，那么420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距今约4200年至3800年的历史阶段，正好处于华夏文明发展最为关键的尧舜禹夏时期，然而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们看到的是却是中原地区文明聚落的显著的减少，整个区域文明发展几乎出于的空白，直到距今3800年，在夏代中后期，才出现了一个没有城墙的城邑聚落——二里头。而相反的是，四川盆地同时期则迎来了文明的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城市聚落，其中就包括拥有宏伟城墙的三星堆文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距今约4200年至3800年华夏传说的尧舜禹时期，中原地区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大型灾变，这一时期被称为4200事件，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气候异常和大规模洪水泛滥的记载，这些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

根据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莉教授在《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 》 这篇文章中的考证，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转折期间，即公元前19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二里头时期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左右。这些数据反映了夏代前后期之际社会大崩溃的情况，这是通过考古学研究得出的结论。

而与此同时，四川盆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文明发展的避风港。四川盆地边缘山系环绕，北面是大巴山、米仓山、龙门山，西面是青藏高原边缘的邛崃山、大凉山，南面是大娄山，东面是巫山，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四川盆地内部丘陵、平原交错，地势北高南低，由于地表形态的不同，以华蓥山、龙泉山为界，形成了独特的地理环境 。

这一时期，四川盆地出现了如中子铺、莲花坝、桂园桥、皈家堡、大溪、三星堆、宝墩以及成都平原众多四千年前蓬勃发展的新石器时代城市遗址群（广元中子铺遗址：7000--5000年，眉山莲花坝遗址：6000～5800年， 川东大溪遗址：6300-5000年，什邡桂圆桥遗址：5100～4100年 ，川南皈家堡遗址：5000年，广汉三星堆遗址：4800-3000年，成都宝墩遗址：4500年）。

尤其是以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玉器及青铜文明更加不同凡响。三星堆从5000前出现到3100年被掩埋，一直持续不断发展，直到被掩埋后到春秋时期都还有人继续在此活动，并没有突然消失，而中原被誉为“夏都”的河南二里头，在3800年前夏代后期才出现，那么问题来了，在此之前中原地区的尧舜禹夏在哪里呢？

关于尧舜禹夏的统治中心，传统观点认为夏朝建立在中原地区。然而，也有众多古籍文献显示尧舜禹时期的中国是古冀州，即今天的四川地区。翔子史前推理师的系列文章和视频也系统论证了上古三皇五帝及炎黄尧舜禹夏商西周政权中心皆在四川。结合上述中原地区曾经遭受灾变影响生存发展条件的历史，可以推论在尧舜禹夏华夏文明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原地区是不具备产生新生高度文明条件的。

当然，恐怕也会有人说因为中原灾害，所以文明迁徙到了四川。这种说法很荒谬，完全无视了四川本地原本就存在众多诸如从遂宁桃花河30万年遗址到三星堆金沙等古蜀地原生文明遗址的事实，也罔顾了在当时生产能力条件下是否有可能进行上千公里超长距迁徙的现实。这种在中原中心论受到挑战时退而求其次的想法归根结底还是“中原本位”惯性思维。

综上所述，4200年前，中原地区由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和资源紧缺等因素，经历了文明的断崖式消失，而四川盆地则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迎来了文明的蓬勃发展。尧舜禹夏时期的统治中心并非完全位于中原，四川盆地的独特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考古发现表明蜀地在古代文明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再次证明了翔子史前推理师的观点：四川盆地才是华夏源地。

（本文图表来自@哈儿逐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