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凭借《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震惊世界的南美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还在学校上学时，有一次老师说：西班牙巴尔沃阿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之后，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洋的第一人。加莱亚诺就问老师：难道数万年来生活于此的印第安人是瞎子吗？

印第安人当然不是瞎子，只是“被瞎”了而已。我们都知道印第安人的悲剧，但也别有多少庆幸，因为这种“被瞎”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

1997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葛玉修，成为第一个拍摄到普氏原羚的人，于是撰写了《救救我吧，普氏原羚的呐喊》一文，呼吁社会对普氏原羚进行保护。然而，当地人看到之后却一脸懵，因为青海当地称之为“黄羊”或“滩黄羊”，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普氏原羚”。

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有物种黄羊，“学名”却是一个“洋名”，当地的中国人反而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除了黄羊之外，中国大部分动物用的几乎都是“洋名”，其中包括很多特有物种，导致当地人“被瞎”。接下来，就聊一聊洋名泛滥的原因！

中国动物洋名泛滥

如今，所谓“国际上的动物命名法”，实际上是欧洲命名法，始于18世纪的瑞典生物学家林奈，规则是先以拉丁文为命名分类基础，后来再规范英文名称。其中，拉丁文命名标准是根据“模式标本”采集地点或“科学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当然，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谁先“发现”谁命名。

也就是说，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人来华殖民探险，然后弄些动物标本，就成了“最先发现者”，就可以他们名字命名这些动物。

“普氏原羚”就是如此，其中“普氏”是普热尔瓦尔斯基，此人在中国进行殖民探险，猎杀了很多中国动物。于是，除了“普氏原羚”，还有“普氏野马”、“普氏裸鲤”等“洋名”就此出炉。

不仅普热尔瓦尔斯基（下图），当时还有很多欧洲人来华，也给中国动物取了很多“洋名”，又比如中国麋鹿被命名为“大卫神父鹿”。其中，最惨的是鸟类，中国有记录的鸟类高达1400种以上，但中国人命名的仅金额雀鹛、四川旋木雀和弄岗穗鹛3种，其他全是“洋名”。

其实，植物也是如此，比如现在的水稻只有两个名称，即“日本稻”与“印度稻”，尽管水稻产于中国，是中国先民辛苦培育而来。显然，这种命名就抹杀了中国先民培育水稻的贡献。

如果再扩展一下领域，也会看到大致相同的问题，中国古代不少发明发现都被冠以“洋名”，比如祖冲之之子祖暅的成果就被命名为“卡瓦列里原理”，还有勾股定理之于毕达哥拉斯定理（古希腊没有丝毫孕育出这一定理的条件）。仅以中国古代数学来看，距离微积分已是临门一脚，但数学中却基本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

洋名泛滥深层原因

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欧洲的命名规则真科学，自然可以采纳，但林奈的这套命名规则，明显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不强调以动物“体态行为特征、主要栖息地”等进行命名，而往往是突出“发现者”个人，显然就不利于从名称上识别。

更为重要的是，所突出的“发现者”，往往又不是真正的“最先发现者”，比如生活在中国的动物，中国人早就知道，并给予命名，近代突然出来一些洋人，就宣称他们是所谓的“科学发现者”，完全无视中国人的发现与命名，然后就拿到了命名权，将洋人的名字堂而皇之的植入进去，这显然是没道理的，而且也不科学。

但问题是，林奈这套命名规则，是中国洋名泛滥的原因吗？其实，这只能算表面原因，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搞清楚深层次原因，也就明白为何强调“发现者”，也就明白为何会有“墨菲定律”（或笔者浅薄，实在不知道这为何能成定律，不就是祸不单行吗）、“毕达哥拉斯定理”等的命名了。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明具有殖民扩张性，但如何扩张和确保成果呢？其中三点非常关键，即：物理上的占有、法律上的占有、精神上的占有。

比如英国殖民美洲，物理上占领土地，与印第安人签订某些法律条款确保占有，同时还传教印第安人实现精神上占有。三者没有先后顺序，谁先谁后视情况而定，在中国是传教士先行，进行精神上的占有。

其中，精神上占有的途径之一就是“命名”，以洋人姓名来命名，比如“普氏原羚”、“大卫神父鹿”等。在其他文化领域也是如此，比如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一命名显然不如“勾股定理”明了）、墨菲定律等。当我们放眼望去，都是“洋名”时，精神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因此，西方殖民扩张文化属性，强调殖民占有，才是这套命名规则出现与被欧洲推广的深层原因。

上个世纪，中国现代茶圣吴觉农痛心疾首的留下一句话：“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无过于生乎吾国长乎吾地的植物也会被无端地改变国籍！”而很多物种，虽然没有被改变国籍，却被改变了名字。可见，一旦国家贫弱，那么什么都可能被殖民掠夺，网上某些自诩清醒的专家学者说“落后未必挨打”，实质非蠢既坏。

问题在于，中国很多特有物种，或者说主要在中国的物种，却被冠以“洋名”，且还符合所谓“国际通用”规则，这件事显然非常恶心，那么应该如何改变呢？上图葛玉修认为，国家规范物种命名，杜绝带有殖民色彩的“洋名”，对中国物种要有自己的称呼。在葛玉修的建议下，“普氏原羚”如今改为“中华对角羚”。笔者认为，同时还要时刻壮大自身，如果某一天攻守易形后，寻机重新建立一套更科学的国际命名规范。

参考资料：《葛玉修：规范物种称谓，钉牢中国印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