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2024年春季书单
历史类
罗伯特·毕可思是香港史领域的专家，他选择太古集团作为写作主题，当然是因为太古集团与中国香港、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家公司诞生在东印度公司逐渐失去垄断权的时代，200年间，它从利物浦的一个家族企业起步，辗转美洲与大洋洲，并成为亚洲商业版图的一部分。
太古与中国的交集始于19世纪60年代，它在亚洲拓展的时候正值跌宕动荡的年代。毕可思自己说，讲述这个故事，也是在讲述“一段英国在亚洲的历史，一段亚洲在英国的历史”。像太古这样的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催生了一个互相渗透、彼此无间的世界，它们的商业活动映射了近代纵横交错的政商关系，也影响了当今世界的各项制度。
大公司的商业故事往往波澜起伏、可读性强，而由一位权威历史学家所写的商业传记，当然更有超越一般商业传记的严谨与可信度。
窦德士是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的知名汉学家。《长城之外》以明朝的起止为研究时段，以编年史的方式，系统地回顾了明朝的国家安全史，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火器发展技术、长城修建等方方面面。
作为一个北部边境长达2700公里的帝国，边防贯穿了明代的存在始终。明朝北境国防有三个典型时期，其中，1368~1435年是皇帝主导全局并11次远征漠北的“战略优势期”；1449~1570年因“土木堡之变”和闭关锁国政策，而成为“固守期”；1571年明朝与俺答汗和解之后，则是随万历援朝战争、防御女真和应付起义而出现的“崩溃期”。作者特别注重运用史料，来呈现各种层级的当事人是如何面对北境边防问题的。
饶宗颐先生近40年前出版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是一部经典名著，如朱维铮先生所言：“国内近数十年专究历史观念史的论著本就稀见，而以正统论为题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专著更未发现。我所见而又是同行公认的力作者，唯饶先生这一部。”而所谓“正统”，无非“华夏”或“中华”之正统，因此日本学者渡边英幸这部《古代中华观念的形成》，便可看作饶著的续作，或非常重要的补充和扩展。
如果说饶著的重点是秦汉之后围绕何为华夏“正统”历经两千年的争论与辨析，那么本书的重点刚好是秦汉之前“中华”观念的形成史。渡边充分发挥了日本学者素来为人称道的细致绵密的文献学功夫，将目前所能搜罗到的相关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几乎一网打尽，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对于‘中华’，我们既不视之为跨越时代连绵不绝的实体，也不视之为在某个时间点被捏造出来的虚假概念，而是将之视为含义赋予和语言建构的层累过程……其出发点乃是形成于先秦至秦汉，在后世不断被参考、回顾的‘古典观念’。”
《隔离》写在新冠疫情之前，两位作者走访了许多中世纪到近代的隔离检疫场所，现代的隔离检疫实验室和隔离病房，考察了如边境检疫站、农业隔离检疫设施、地下核废料封存设施、NASA航天检疫部门等各种地方。书名原定为“The Coming Quarantine”（《即将到来的隔离》），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促使他们大幅修改篇章内容，并在这一大背景下反思“隔离”之于人类的意义。
不少医疗专家认为，新出现且具有大规模流行潜力的疾病在未来可能不减反增。“隔离”的历史，也是一部公共卫生发展史。“隔离”（Quarantine）源自意大利文quarantena，意思是“四十天”。隔离作为一种古老的做法，它的方式和技术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通过将隔离置入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中，我们更容易理解隔离作为一种医疗选择的无可替代性，同时从技术和情感的角度思考隔离的未来方案。隔离可以重新设计，也必须重新想象，因为隔离过程中的每一步，“都需要从生命经验的角度重新思考”。
一艘艘木筏顺流而下，将长江中上游的木材运送到下游城镇。林农、地主、伐木工、船工、牙行、钱庄、榷关，以及商帮与行会，组成了一个跨区域的庞大市场……通过木材的贸易与再生，森林仿佛“流动”起来，满足了整个清代中国的房屋、桥梁、舟车建造等需求。
木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建筑材料之一，对庞大的帝国而言是战略物资，历朝历代，官方都对其砍伐、运输实施有力的管理。据本书作者张萌统计，到18世纪晚期，长江下游流域每年的原木贸易量达到500万根。木材的流动形成了跨区域的贸易结构，涉及生产、采伐、运输、投资、交易、税收等一整套制度体系。
张萌是知名经济史学家王国斌的学生，她综合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追溯了清代木材市场的运作方式和历史演变，探讨当时官方的木材采办机制，并利用常关税收数据还原当时的大众木材市场，以揭示清帝国晚期管控经济渐趋式微、市场经济日益普及的过程。此外，她还以生态学的眼光，评述了当时基于产权的交易对环境及其他领域产生的影响。
历史军事地理学者宋杰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先秦史和三国军事地理研究，2019年曾出版《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受到三国迷的追捧，成为三国迷的必读书目。此后，他又出版《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三国人物风云录》。新书《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收录了有关三国兵争的9个专题研究，深入探讨的内容包括董卓与关东诸侯战争的起因、过程、特点与历史影响；曹操对“天府之国”关中的逐步控制、征伐与经营，以及该地在曹魏建国后发挥的重要作用；刘备攻取益州的经过与谋略，此后他重返荆州作战两次失利的原因；“天时”对三国战争有着怎样的影响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关注战略地理和兵争要地的基础上，深入到具体的地理情境中，揭示出此前我们大致了解却不甚清楚的战役层面的细节，刷新了对三国军事史和战争史的认知。
琳达·科利是一位在英国史、世界史领域颇有建树的女性学者。在女性书写的浪潮中，她以《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展示了更高的可读性和更波澜壮阔的剧情。
伊丽莎白·马什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的女儿、妻子、母亲和奶奶，她随着家人经历了大航海时代，大半生都旅居海外，并在印度寿终正寝。作为一部全球物质文化史专著，本书围绕伊丽莎白·马什50年的人生，记录了她的出生地牙买加，生活和工作的伦敦、直布罗陀、梅诺卡岛、佛罗里达、印度，漫游和航海所到达的非洲与南美，以及曾被囚禁的摩洛哥。
伊丽莎白·马什也被称为“世界史上的一位女性”。她的一生也是宏大历史的一部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帝国战争、洲际贸易、奴隶贩卖与航海移民深刻改变着世界，也重塑着她的人生轨迹。本书采用她的第一视角呈现，使读者得以与两三百年前的世界实况共情。
燕东园，距北京大学东门约一里地，先后为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高级住宅区。近百年间，这里居住过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如冯至、张东荪、游国恩、容庚、翦伯赞、何其芳……
现任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的徐泓，于1946年秋出生百日时搬到燕东园40号。将近80年岁月荏苒，环顾整个燕东园，如此老资格的住户已绝无仅有，她决定提起笔，为小楼往事留下一份追索与记录。
燕东园共22幢楼，徐泓时以区域划分，时以亲疏归总，一幢幢写来。她搜寻记忆，翻检史料，采访故人，尽可能复原各个时期居住在其中的教授和他的家庭，他们的生活、交友，他们的身世沉浮。随着燕东园故人老去，部分小楼也在城市改建中消失或另作他用，这渐次一去不返的书香桃源，在徐泓的笔下，又生动了起来。
行知类
就像柏琳在序言中所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找到一个火把，“用以释放生命中躁动不安的那簇火焰”。她的火把是南斯拉夫，2018~2020年间，她步履不停地走遍了前南斯拉夫6个加盟共和国，然后以难以抑制、不得不写的急切，将自己浓烈的情感、迫切的追问和深度复杂的感受，倾泻在这本《边界的诱惑》中。
南斯拉夫，曾短暂地存在于东方与西方的边界线上，却是一个曾经消除了边界、让民众以非民族主义的方式界定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位独立记者，柏琳试图通过南斯拉夫的局部历史难题，来构建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而她的方式是亲自走一走，回到那片土地，回到那个时刻，回到众人之间。我们很难通过一本书得到政局问题的终极答案，但柏琳用交谈和书写呈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真实一面，它是一种诱惑，也可能成为一个火把：如何，我们可以打破边界，重建人群之间的真实连接？
2017~2022年间，学者黄灯利用寒暑假，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跟随学生一起回他们在云南、广东、湖北的小城、乡镇、村落里的家，见到了学生回到生命原点的真实生活状态，见到了他们的亲人、朋友、邻居，真切感受到他们的成长环境。学生家长也向黄灯敞开心扉，讲述了他们谋生的艰难，为孩子跳出农门所做的各种全力“托举”。
长达5年的家访阶段性中止后，黄灯在写《我的二本学生》时有过的悲观改变了。家访中她感触最深的，是陪伴学生回到他们成长的地方，看到他们身上被遮蔽的力量，一路走来的坚韧和勇气，还清晰地看到，无论社会的缝隙怎样狭小，年轻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黄灯认为，某种程度上她写完《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才获得相对完整的表达。
旅日青年作家库索关注日本青年社会动向，调查少子化、高龄化背景下的离岛发展，解读地方振兴政策的影响，形成了这本非虚构作品《离岛》。对处在“是否要卷”困惑中的国内年轻读者，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未来生活方案：选择适合自己的地方。
每200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离岛居民，然而离岛居民迁出潮已长达半个多世纪。1953年，日本政府制定《离岛振兴法》，对离岛实施经济和行政支援。2009年开启“地域振兴协力队”新政策，招募年轻人到离岛接受农业、手工业培训和旅游业支援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通过采访数十位身处各地离岛、从事不同工作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如何展开、选择背后的原因何在。离岛移住者的生活还提示了通常模式的虚伪，每个人具体的决策才是真实的。
这是一部有关上海中心城区居民生活的观察。两位作者记录的地方，涵盖了如今很红的“巨富长”区域，是一个南到新乐路，东到陕西南路，北到巨鹿路，西到富民路的田字格街区。
2021年春夏到2022年夏天，他们行走在这片街区，就像在这九个路口架上了一台台摄影机，忠实记录了彼时小店店主们的生活百态。能够把这些“流水账”似的事情连在一起，而不显得琐碎无聊，有赖于作者的文笔。他们观察细腻，下笔时而温情，时而戏谑，时而犀利。
这份记录为人们了解上海这座城市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书中也讨论了一些关于城市更新的问题，比如“士绅化”“迪士尼化”“拆迁”，以及“上海为什么没有诞生大企业”。
关于二战期间被入侵的各国受战乱影响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已经有大量文献和口述实录，但较少人关注的是，其实很多德国普通人也因这场战争，而在德国境内有过漫长的逃亡。
1945年1月，德军从波兰撤退，100多万德国百姓、50多万德国军人撤回西欧，造成大量难民儿童。作者即难民儿童的后代，其父母均为战争中被逐出家乡的德裔难民。逃亡发生那年，父亲9岁，之后对此事只字不提，过去的村庄不仅换了名字，连所属国籍都由德国划归波兰。75年后，父亲病危，女儿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重新踏上他们当年的逃亡之路，以女性视角审视战争，呈现了德国—波兰—俄罗斯关系中的矛盾和断层，解开一段几乎被德国人遗忘的集体记忆。
2020年秋天，学者杨素秋作为挂职干部，第一次走进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内心十分激动，想象着自己能利用一年的挂职时间，为社区做些事。
当她成为“素秋局长”“杨局”后，却发现一切并非如自己所想，日常更多是开各种各样的会、参加活动，进行繁琐的检查——比如灭火器是否超过使用期限。
挂职期间，杨素秋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是在短短6个月时间里建起一座区级图书馆。她不得不克服经费紧张、预算有限等诸多实际困难，并亲身经历了是选择有猫腻的“烂书”还是选择读者喜欢的好书之间的博弈。
杨素秋将这段“当官”的历练写成非虚构作品《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挂职期间遇到的各种人，经历的各种事，都通过筹建图书馆的过程一一呈现。
在中国，渡槽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水利灌溉设施，曾遍布乡村大地。几位作者的研究从这一独特的局部切入，串联起自然地理、生产建设、社会组织与民众生活等诸多社会面向，从而勾勒出一幅生动立体的中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图景。
为完成这本书的实地调查，同济大学朱晓明教授与学生团队历时6年，前往12个省区市的70余座渡槽，并进行了大量采访，努力还原人民公社时代地方发动群众兴修水利设施时的组织形式、审美追求和精神目标。书中提出，渡槽是一类乡土工业遗产，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制度的互动，可视为工业遗产在乡村社会的延伸，应该得到重视。很多被弃用的渡槽，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使用。
这一套三卷本的游记包括《从黑河到腾冲》《加尔各答、开罗和最幸福的国度》《马六甲、檀香山以及永井荷风的浅草》，集合了许知远15年的漫游历程。
其中，前两册为作者早期游记作品的全新修订版，配了摄影照片。第一册以穿越“胡焕庸线”的方式，认识中国广大内陆的地理和社会，并结合了旅途中访问知名文化人的对谈记录。第二册中的亚、非、欧巡礼，则试图从异文化中寻求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更多可能。
第三册是首次出版，记录了因全球疫情的影响，意外地不断在夏威夷、日本和马来西亚停留的见闻。这期间的游记中既有对梁启超、孙中山等先驱思想家历史足迹的重巡，也涉及对当前亚洲城市流动社会状况的观察。“后疫情时代”的不稳定性，在行走中可见一斑。
科技类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充分运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了解和掌控似呈一日千里之势，以至“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成为现代社会或明或暗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本书作者、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应用生态学特聘教授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全基因组学进化研究中心教授罗布·邓恩强调，无论我们自以为对自然界了解多么透彻，我们所见、所命名和所能够解释的都只是其冰山一角。
邓恩在书中列举了诸多人类很难影响到，但如果我们忽视它们就会产生很多麻烦，甚至影响到我们自己生存的“自然法则”，如“物种面积法则”“走廊法则”“躲避法则”“生态位法则”等，从而深入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让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昆虫学家特里·欧文的发现在上世纪70年代引起的科学认知上的“欧文革命”：地球上可能有50万种昆虫、800万~3000万种节肢动物、1万亿种细菌、10万亿种病毒/噬菌体，以及我们甚至无法设想其数量的地壳微生物。所有这些数字中的绝大部分都处于我们人类的命名和认知范围之外，至今我们都对之只有极为模糊的了解，“人们对生命的探索和研究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浅显得多”。
小巧的、有一点颜色的（主要是橙色）、让人可以“轻松读”的《二进制改变世界》，副标题是“数字群英与科技秘史”，由一段段短短的、有点碎片化的、有趣的历史和人物故事构成，讲述了200年间与计算机相关的技术与理论发展。由诗人拜伦的女儿埃达讲起，结束于量子计算，这本小书触及的人物和技术远比想象的宽广，你都想不到，原来计算机成型的背后，有那么多技术和思想的渐进累积。
作者克里斯蒂·伯恩有非常丰富的经历，曾在科学马戏团演出，也做过垃圾分析员，如今是一位童书作家。你可以把《二进制改变世界》当成一本童书，因为它的片段式、它活泼的版式和它有点逗趣的写法，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它成为一本随时可以拿起来的成人读物。或许可以这么说，它的写法非常现代，非常网络，而里面讲述的知识和故事，对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新鲜而有启发的。
能源技术革命、全球碳中和潮流以及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因素的耦合，使得当今的世界能源体系正在开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此前，对稀缺能源的争夺、对能源安全的担忧，是现代国际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对于塑造世界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成熟与突破，以及美国推动的页岩革命对全球油气供应格局的彻底改变，能源由过去的“稀缺品”变为“充沛物”，并由此形成了普遍的共识：世界不必再像上世纪一样为化石能源的储量而忧心忡忡，并且随着碳中和行动的落实，全球油气需求将在出现资源危机之前就开始收缩。连以《石油风云》一书大大助推了世界能源焦虑的著名能源战略学者丹尼尔·耶金都承认，如今各种威胁原油供应的重大突发事件，如战乱、制裁、恐怖袭击等，如果是在以前，“可能引发全球市场的恐慌，但由于能源安全的整体提升，市场的反应仅是‘耸耸肩’而已”。
正是基于这一点，作者认为全球能源政治将从“忧心政治”变为“信心政治”，最直接的影响是减弱国际能源政治长期存在的过激反应倾向，“各国可以不用动辄将能源议题上升到攸关国家安危存续的高度，不用偏执于一些被夸大或难以评估的威胁，减少过度的防备或竞争，动用强势或武力手段维护能源安全的必要性也大幅削弱”。
如副题所言，这本书是关于树的一切——从种子到果实，从叶到根，从花到树皮，从解剖结构到时尚衍生，从历史演化到环境威胁。不论你想了解树各部分的专有名词、最受欢迎的水果是什么、世界上有多少种树、树怎么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仿生建筑是怎么回事，或者儿童文学中出现过哪些树，都能在书中找到相关的章节。
作者保罗·史密斯是植物保护领域的专家，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秘书长，并曾担任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千年种子库的负责人。他对于树的广博了解成就了此书，行文既有生物学的客观、生态学的视野，也展现了文化和情感上的关怀。书中还有大量精美的照片与插画，既用直观的方式展示了涉及树木的各类知识，也呈现了树木之美及围绕树进行的各种艺术留存与创作。
这是一本热情而又理智的伽利略传记。作者在一开始就指出，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关于伽利略的史料极其缺乏，而且相当多的存世书信存在被他的弟子维维亚尼修改的重大嫌疑，这位弟子的目的是希望为恩师澄清不白之冤。作者在导论“推测史学”中表明了他所使用的方法，即用社会史研究的方式去比对伽利略的年代发生过什么，怎样的环境和什么风潮影响了伟大科学家的诞生和顿悟。
作者将各类材料交叉印证，以流畅的文笔，还原了作为天文学家、工程师和作家的伽利略。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生并不完全是光辉正确的，恰恰是他的处境和他的委屈更加引人入胜。伽利略的生活、工作和写作展现了在那个年代追求真理的代价。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品牌“科学之光”推出的“科学文化经典译丛”，已出版19本，对世界各国重要历史时期的科学发展史、技术史进行扫盲式的介绍。《日本近代技术之路》是其中第17本。
这是一本由大学讲义演化出的国别技术史，作者中冈哲郎是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出版过十多本著作，大多与现代生产组织体系和技术社会学有关。他在本书中回溯了19世纪中叶至二战爆发的日本技术史，有鲜明的“正名”、回望色彩。
作者由全球史视角入手，认为日本近代的工业化始于原有经济社会体制响应欧洲工业强劲力量，因而形成了“混血型”结构。从幕末社会的阶层变化，到纺织、钢铁、造船、机械和传统工业如何实现“技术跳跃”，书中给出了非常具体的分析。
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新技术行业随即大规模裁员。2001~2004年，人类学家卡丽·莱恩走进高技术人才聚集的达拉斯，对400多名高新技术工作失业者进行了访谈，受访者里，60%的人都经历了一次以上的裁员。
卡丽·莱恩发现，在精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下，白领很少将自己的失业归咎于“制度”或雇主，而倾向于责怪自己不够努力，或将失业视为全球经济中商业周期和竞争的必然结果。由此，他们对工作的理解也和以前讲究忠诚的观点不同，所有工作都变成临时的，个人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做自己的后勤与财务，把自己当作商品来推销，当作一家“一人公司”来经营。
在这套职业生涯管理哲学的指导下，这些失业的互联网高新技术白领和高管选择理解公司的决定，在他们眼里，指望家长式的雇主提供工作保障属于落伍的行为。讽刺的是，多数受访者能度过失业的困难期，主要是靠在职配偶。莱恩敏锐地观察到，在面临失业问题上男女态度不同。失业的男性基本不会认为自己“依赖”伴侣的收入，反而认为，失业后找各种机会工作、更多参与家务，是新的男子气概的证明。但女性被裁后，虽然更多地照顾伴侣，她们照旧会愧疚，普遍觉得自己没有工作就不算成功。作为一位女性学者，卡丽·莱恩从性别分析的新角度，呈现裁员对个人与家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