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秉键

从东单北大街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大楼往北，步行百余米拐进东堂子胡同，就可见路北院墙上镶嵌着一块并不起眼的石牌，上面写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这就是被网友戏称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祖坟”的京师同文馆所在地，它比近代教育史上最著名的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还要早上三十多年。

京师同文馆是晚清第一所集外语教学、西书翻译和科学知识传授于一体的官办综合性教育机构，虽然办学规模不大，存续时间只有40年（1862年-1902年），但其开官办西学之先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洋务人才，大大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京师同文馆大门

从语言学堂到西学学校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交往日渐频繁，清政府对通洋语、知洋学、晓洋务的人才需求与日俱增，然而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仍未设立专门培养此类人才的教育机构，以致办理中外交涉时，常面临无人可用的困局。有感于此，1861年初，恭亲王奕与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联名奏请开办外语学馆，招收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入馆，以培养翻译人才。其折奏称：“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此奏获得清廷允准，经过一年多筹划，1862年秋，一所以“京师同文馆”命名的官办外语专门学校宣告诞生，因其位于总理衙门院内东侧，俗称“东所”。1863年到1864年，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毛鸿宾参照京师同文馆之例，也分别在上海和广州创设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更名为上海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上述三馆，史称晚清“同文三馆”。

京师同文馆设立的初衷，是培养清政府对外交涉所需要的外交翻译人才。开办之初仅设英文馆，其后又陆续增设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和东文馆，分别聘请外籍教习授业。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以奕为首的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其实只是些表层的皮毛知识，真正的“制器之根本”乃是天文算学等“西学”，于是在1866年底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满汉翰林、进士、举人、贡生，以及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官人入馆学习，由税务司赫德招聘西人充当教习。但此奏一出，引起守旧派强烈不满，从而在洋务派与守旧派之间引发了一场历时数月的“同文馆之争”。

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守旧派，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立场出发，一则反对学习天文、算学，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二则认为夷人“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若择中国之聪明俊秀向其学习，实属以夷变夏，最终将致“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三则声称聘请夷人教习正途科甲，“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毫无裨益。奕等人对此进行了详细反驳，称“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环顾西洋各国，讲求制作技艺，近邻日本已遣人求学，不出数年，必有所成。洋务派坚称：“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增设天文算学馆，亦非“矜奇好异”。经过反复论争，洋务派最终胜出，天文算学馆获准设立，其后又陆续添设化学馆、天文馆、格致馆。京师同文馆的培养目标，从单一的外交翻译人才，逐步向精通“西语”“西学”的人才扩展。京师同文馆也从一所外语学堂，转变为一所新式的综合性学校。

京师同文馆部分师生合影，中为数学家李善兰。

中西合璧的教学体制

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具有显著特点。一是在管理机制上，实现了教学与行政的明确划分。教学系统由总教习、教习、副教习和助教等教职人员和教学、教辅机构组成，专注于课程设计、师资选聘、教学实施及考试评估等教育任务。行政系统则由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大臣、监察官和提调、帮提调等组成，负责总体规划、资源配置、监督考核等宏观管理工作。这种教管分离的模式，为京师同文馆的日常运转解除了羁绊，让专业教习专心授课，管理人员专心服务，奠定了新式学校的基础。

二是在课程建设上，打破了中国传统教育以“经史”为主的格局，不仅关注外国语言文字，而且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其《八年课程表》规定：前两年主习语言文字，第三年增修各国史地，第四年增修数理和公文翻译，第五至第八年陆续开设几何、微积分、物理、化学、航海测算、天文测算、地理金石以及富国策等专门课程。《五年课程表》规定：首年开设“数理启蒙、九章算法和代数学”，次年开设“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第三年开设格物入门、化学和重学测算，第四年开设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及机器制造，第五年开设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和地理金石等。

三是在师资方面，设立总教习一职，以总导学生的汉、洋文学科，又设立汉、洋教习，以分导学生的汉学及西学，从而构建起一支中西合璧的教学团队。总教习通常由精通洋文、西学并熟悉中国语言文字的洋人担任，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即长期担任此职。汉教习主要由举人、贡生出身的汉人担任，负责教授汉学知识。洋教习则由外国人担任，主要负责教授西学知识。据统计，截至1895年，中国所有洋务学堂总计聘用洋教习127名，其中京师同文馆所聘洋教习多达44人，著名者有包尔腾、傅兰雅、毕利干、德贞、欧礼斐、马士、施德明等。这些洋教习以其学识、经验，为同文馆的教学工作注入了活力和动力，也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是在教学形式上，一方面设立多种外文馆以及天文算学馆、格致馆、化学馆和医学馆等，进行分馆教学；另一方面引入班级授课制，根据学生的年龄、知识水平以及专业方向分班授课。这不仅实现了专业化教学，提高了教学的系统化和规范化水平，而且有助于统一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增强教学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此外，同文馆还非常重视教学实践活动，组织安排学生翻译西方商书、报刊、电函，甚至直接参加政府的外交谈判活动。据考察，京师同文馆翻译出版的书籍中学生参与者居半，同文馆学生亦曾分批前往英、法、俄、德各使馆见习。

京师同文馆所在地总理衙门

中国近代化的助跑器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同文馆馆舍被毁，所设各科暂时归入京师大学堂。1902年，清廷下令将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又将其更名为“译学馆”，仍然隶属于京师大学堂，“令学外国语文者入焉”，后来逐步演变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京师同文馆虽已隐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在其存续期间亦多受各种非议，但其对中国近代教育、外交乃至思想皆有深远影响。

京师同文馆开创了新式教育先河。在其示范效应下，各地纷纷效仿，设立了一系列以外语、军事、实用技术等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新式学堂。时人刘锦棠评曰：“自京师同文馆招选满汉子弟，延请西师，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依靠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开，人才蔚起，海防、洋务，依赖良多。”作为先行者，京师同文馆还为后设学堂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师资，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四川西学堂等十多所学堂，均有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任教。这些学堂的设立，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教育体系，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急需的专门人才，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京师同文馆组织翻译了一批西书。据《增版东西学书录》记载，京师同文馆共有译书36种，其中既有人文社科类书籍，如《万国公法》《各国史略》《俄国史略》《富国策》等；又有自然科学类书籍，如《算学课艺》《格物入门》《化学阐原》《药材通考》《星学发轫》《坤象究原》；还有语言学习类书籍，如《英文举隅》《法国话规》《法国话料》《同文津梁》等。京师同文馆的译书数量，虽然不及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但“就引导国人认识西学之功，实可谓当之无愧”。这些书籍不仅丰富了中国的知识库，也为晚清士人提供了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推动了西学的传播，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京师同文馆培养了第一代具有近现代知识的外交官、外语翻译、学堂教习、科技人员等各类人才。据统计，1879年以前驻外使馆的20名翻译官中，同文馆学生占12名。1879年至1898年间，至少有71名同文馆毕业生在国外担任公使、领事等外交职务，有26人在各种新式学堂任职教习或斋长。如驻日公使汪凤藻、驻法公使庆常、驻英公使张德彝、驻荷兰公使荫昌、驻俄公使胡惟德、驻奥匈公使杨晟、驻比利时公使杨兆鋆等，皆为同文馆毕业生。1902年到1911年，京师大学堂聘用法文教习9名、英文教习16名，其中同文馆出身的法文教习超过半数，英文教习超过1/4。

京师同文馆不仅推动了外语教育与外交人才的培养，同时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传播了西方科学与文化，充当了“中国近代化的助跑器”，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