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89年春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写日记。有时用英文，更多时用中文。时光匆匆，已经写了近30本了，但是从来没空再回看一遍。

我最近才翻看1992年的日记。那时我和父母通信，有时发现信有丢失。有的问题没回答，有的不知起始是怎么回事。于是我们决定每封信都编号。看了日记，才知道父母给我的信远比我写给他们的要多得多。我自以为笔头还勤。每封航空信可寄一盎司重，即厚纸四张，薄纸八张。我都写满，厚纸正反两面，薄纸写满八张。但我写的信三年内才编号19，他们的信已编号90了。我不由心生愧疚，父母的情我还不起啊。

我有个大哥，留德读了博士后，回国后到了武汉大学任教，再也回不到上海了。我和我姐又都在美国。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生活上有困难、身体上有病痛无人可助。

我和我姐在如何体现孝心上有不同见解。我认为，经过几年的拼搏，在美生活基本稳定后，应把父母接来同住，让他们亲眼看看我们的生活，体验并参与其中，还可给出主意。这样可解双方思念之苦，我们也可及时给予他们帮助。而且，我还会打金针、按摩，这些都是老人需要的。而我姐却认为我们每人每月寄给父母一百元美金，换成人民币，可让他们吃得好些，有条件请个保姆。这是最实在的帮助。

争论的结果，还是我取胜了，父母也愿意来。于是我们俩一人保一个，递交了申请和担保书。1996年，我爸推着我妈的轮椅在美领馆拿到了签证。他们顺利地飞到了纽约。这是我妈第一次坐飞机，此后他们又到佛罗里达我姐任教的地方住了两个月。

前右起：父亲，母亲，姐夫和外甥女，后右起：作者，哥哥，姐姐

后来我想给他们申请由探亲转为永久居民身份，我字迹清楚地填写了申请表格，所有证明文件准备齐全，并把它们和两张护照及申请费用全部放进我的皮包，只等第二天去有关部门递交了。

忙完这一切，我觉得一身轻松，不由地开了音响放上音乐在房间里舞起来。我们住在一楼的两房一厅里。这时忽听得隔壁靠街的小房间里传来“沙”的一声响。我心想：那房间没人，怎么会有声响？当时也没在意。等音乐结束我再进那房间时，只见纱窗上有个洞，我放在靠窗桌上的皮包不见了。

我立刻想起那时我听到的声响，定是有人用拳头打破了纱窗，把我的包硬拽出去的。我马上告诉我爸，和他一起出了屋，向两个不同方向追寻。可是由于过了一阵子了，再无人迹可寻。第二天，街长见到了路边丢弃的我的通讯录，他看到名字知道是我的就还给了我。可是父母的护照和所有其他证件、钥匙都没人还来。我还需登报挂失护照，等待一两个月才能再申请补护照，拿到护照才能再为父母申请永久居民。这次损失真大。

我怎么也没想到，街边随时有无业游民在晃荡，寻找各种机会偷盗。纱窗又怎么能阻挡贼手呢？东西放再远他也能钓到。这就是美国！我不由对那些无业游民恨之入骨。

之后不久，有天晚上我正在屋门口跟人说话，见开来一辆轿车，找到街对面有个泊车空位，马上要倒车停进去。我忽然看到那空位的街沿倒着一个不省人事的无业游民，我连忙高声喊叫，制止那人倒车，并用手指指下面。那人以为我不让他抢那空位，不予理会，还一个劲地倒，眼看就要碾到人了。我大叫了三次，他总算下车来看一下，才看见了黑暗中有个人躺着。事后我想：干吗救了那醉鬼的命？说不定他就是那个偷包的人，拿了我的钱，尽情买醉或打了毒针才倒卧路边的，管他干吗？可是真正事到临头，我还是不自觉地出手相救。

纽约的这条街上，作者住底楼房间，小偷曾从窗外把她家一个重要的包偷走。

由于我妈是个残疾人享受得到优先照顾，几个月之后我父母就申请到了政府资助的老人公寓。我们一起兴奋地研究几处有空缺的房源，最后选了曼哈顿上城的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虽然那个地区不是很安全，但有个地方居住就已经很好了。从此我每周六在皇后区买了菜后就开车到曼哈顿上城200街给他们送菜，并吃一顿晚饭。父母很愿意听我眉飞色舞地给他们讲述一周内发生的事情，这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我爸也常给予我睿智的指导。

这样的日子我以为会长长久久，没想到四年后一向卧床坐轮椅的妈妈又中了风，两天多不能吃东西，也说不出话来。我和爸忙把她送到医院的急诊室。那里人满为患，我们等了五个小时都没人来看一眼。我怒了，想抱起我妈回家去——在这里躺硬床，妈突出的尾骨怎么受得了，还不如回家。正在这时，一位医生闻声过来为我妈简单看了一下，终于收到病房里去了。在病房里，由于我妈不懂英语，又需要和医生护士交流，我、我姐和我爸轮流二十四小时看护在我妈身边，一连三个星期。因我还要上班，我爸看护得最多，时间最长。

还是那位医生，每天带好几个实习生来查房。他对我们说：“我有两个儿子。如果我生病了他们能像你们那样看护我，我死也瞑目了。”是呀，看看隔壁那床的老妇人，直到去世都没有一个人来看她。听说她有一个侄子，难得来一次，见她人事不省，觉得来看她也没什么意义，就再也不来了。这在美国是常事。我看着老妇人身盖白布，默默被人推走时，心里替她觉得无比凄凉。

令人扼腕的是，医院还是没能救回我妈，她最后因肾衰竭也走了。摸着她那渐渐散去余温的床，简直不敢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四年后，我爸因长期照顾我妈休息不好也患癌离世了。他最后得到的好消息是我考过了联合国长工的分数线，可以成为联合国正式雇员了。

通过参与彼此的生活，我想我已尽力让双亲体尝了几年安定的生活，享受了最贴近的亲情了。我把他们葬在了皇后区离我家不远的墓地里，便于我逢年过节去扫墓祭祀。折叠小桌上摆上月饼、果盘，黄铜花瓶里换上新的绢花，我喋喋告以近来新的变化，以免他们寂寞，同时也诉诉我的衷肠。我知道他们再也不会给我写信了，再也不能给我呵护和指导了。而我们后辈的孝心永远比不上父母给予我们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