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的八大艺术通史展中，玉器馆可以说是其中的短板。虽然是短板，在有限的空间内，上博依然尽可能呈现了一部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玉器通史。玉器馆按时代分为6个单元，展出文物360多件，涵盖石家河、红山等各地史前文明玉器，同时增补了绿松石、玛瑙、翡翠等材料的藏品。其中约80件重点藏品配有拓展说明以及线图等。

和东馆陶瓷馆最后可触摸的康熙瓷器类似，新玉器馆给了块巨大的和田玉籽料，供大家触摸感知。同时在入口处按照年代顺序陈列了10件代表性玉器，概括中国近万年的玉器发展史，此外还新增了一些多媒体内容。这是新馆在展陈方面的主要改变。另一方面，新玉器馆似乎比老馆更昏暗，有些玉器打光让人很难看清纹饰，其实只要把展品侧一个角度，效果就会好很多。

序厅

中国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拥有近万年的玉器发展史（吉林洮南双塔遗址）。虽然中美洲原住民、新西兰毛利人同样倾心玉器，西伯利亚、欧洲和日本列岛等地也有早期玉器的考古发现，但是，只有中国人不间断地保持着对玉的热爱，并延续至今。

乾隆时期的动物形玉饰，因多为水中生物，所以布景模仿了水塘

在古代中国，玉被用来沟通神灵、敬天崇祖、辟邪殓葬、祈求祥瑞，不仅代表财富、权力和地位，甚至被当作长生灵药。玉的温润、洁白、坚韧等自然属性更被赋予仁、义、智、勇、洁等高尚品德，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推崇。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而独特的标识，玉文化早已融入民族之魂。

进入玉器馆的第一件展品是湖北石家河文化的玉神人。青黄玉质，整器圆雕全身神人像。神人头戴平冠，方脸，梭形眼，宽鼻，阔嘴，双手交叉胸前，头顶至双腿间有一纵穿孔。玉质、造型及工艺特征均符合石家河文化特点。这可能代表了史前巫师或部落首领举行祭祀仪式时虔诚与神沟通的形象。

小玉人身后，是九件从夏代到清代的玉器，这十件藏品，组成了一部中国古玉器的极简史。

夏代玉璋。青玉质，因大面积受沁而呈黄白色。器身窄长，双面带刃。玉璋萌芽于史前山东半岛，是权力、地位的象征。与山川祭祀仪式有关，是夏代重要的礼仪用器。出土者散见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是早期中国文明交流发展的见证。

玉器长埋于土壤等环境下，自然产生的水或矿物质风化侵蚀玉体使其变色，这种情况就叫受沁，是辨别古玉的重要鉴定标准。

商代龙形玉佩。商人藏礼于器，玉器与青铜器一同承担着礼器功能。这件玉龙与甲骨文中的龙字造型几乎相同，寓示着文明全盛时期的到来。

战国龙形玉佩。青玉质，部分受沁呈黄白色。整体造型为战国时期较为流行的“W”形龙，龙身以浅浮雕谷纹装饰。这类龙形玉佩通常不单独佩戴，而是作为玉组佩的组件，和玉环、玉勒等组合佩挂。龙形玉佩打孔的位置颇具巧思，以绳子穿系悬挂，两边对称平衡。

西周宗法制度严格，贵族以组合式玉佩的繁简区分身份高低。东周战乱频繁，礼崩乐坏，儒家提出玉有“德”，倡导君子佩玉，借以重申法度。玉组佩再次流行，以龙形为主体。

汉代蝉形玉琀。蝉蛰伏数年，一鸣惊人，生命历程与汉代人希冀灵魂复活、得道升天的期望不谋而合。被置于逝者口中的蝉形玉琀，与玉衣等各类丧葬用玉共同使用，标志着丧葬用玉的巅峰时代。

唐代胡人饮酒纹玉带銙。玉器正面雕饰一位手持来通杯的西域胡人，是盛唐开放包容的社会缩影。

宋代鹦鹉蕉石纹玉饰。两宋玉雕延续唐代风格，多从浮生万物、祥瑞符应中选取题材，贴近大众朴素情思。此类玉饰精致写实，如同宋代院体画中一角，人称“玉图画”。

元代春水玉带饰。“春水”是金元时期流行的玉器装饰题材，由辽代契丹人的春季渔猎活动衍生而来，更是草原民族风情与汉族传统玉文化的完美融合。

明代双龙耳乳丁纹玉簋。明代工艺美术深受文人审美志趣影响，北宋始兴的金石之风在器物上多有体现。这件玉簋器形、纹饰模仿商周青铜器，气韵质朴，表现思古之情。

清代农事图玉山。玉山多以山水人物及历史故事为题材，布局有清初山水画之风，雕琢集历代大成，代表了中国古代玉雕艺术的最高水平。

新石器时代玉器（距今约9000—4000年）

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先后诞生了地域特色浓厚的大量玉礼器和玉饰件。以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动物形和几何形器物，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玉钺，以及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玉璋、玉刀等为代表，或造型独特，或纹饰神秘。这些珍贵的玉器蕴含丰富精神内涵，是早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实物见证。

兴隆洼文化玉器

兴隆洼文化玉玦。

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晚期玉龙。著名的C形玉猪龙和玉龙就来自红山文化。

马家浜文化玉器

石玦，出土于青浦崧泽遗址。乳白色石英质玉。考古发现显示，玦是东亚最早出现并广泛流传的玉器品类之一，因多出土于墓葬人骨遗骸的耳部，结合民族学与民俗学资料推测其为耳饰。

崧泽文化玉器

崧泽文化玉璜，出土于青浦崧泽遗址。黄绿玉质，部分受沁呈白色。璜是佩于胸前的饰玉，两端各有一孔，以供系挂。崧泽文化时期的玉璜多出土于女性墓，有条形、桥形、半璧形、鱼鸟形等多种形制。玉璜具有身份象征意义，后世发展为组佩的重要构成，秦汉以后逐渐消失。

崧泽文化玉琀。琀是置于逝者口中的葬玉。古人期望以玉通灵，保尸体不腐，有因不忍逝者空口而塞入米、梁、贝、珠、玉等物的葬俗。长江下游马家浜、龙虬庄、崧泽、北阴阳营、良渚等文化遗址中都有玉琀出土，有管形、圆形、鸡心形等形制。

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飞鸟纹玉琮，出土于青浦福泉山遗址。黄绿玉质。整器呈薄壁矮方柱形，外方内圆。琮面以减地法凸出四块角尺形方座，又分上下两节，刻琢神人、兽面、飞鸟纹样。玉质莹润，造型规整，饰纹严谨，是良渚玉器中的珍品。

玉琮首见于良渚文化，流行于商周，在古代被用于祭祀、殓葬等。玉琮广泛分布于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可见良渚文化的传播方向，及其在早期中国的影响力。

良渚文化神人飞鸟纹玉琮。受沁呈红褐色。神人飞鸟纹玉琮是良渚文化晚期的典型器物，高39.3厘米，共分15节，是存世玉琮中尺寸较大者。每一节玉琮四面均饰有对称简化的神人纹，在其上端口沿部位有一个简化的飞鸟纹，实属罕见。

良渚文化鸟立高台纹玉璧。青绿玉质。正面中孔上端阴刻一鸟侧身站立于阶状物之上。玉璧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器类之一，圆形的外形可能代表先民对“天”的懵懂理解。带有铭刻符号的良渚玉器目前已发现十余件，多为传世品，多见高台或鸟立高台纹样。

良渚文化玉钺，出土于青浦福泉山遗址。黄绿玉质。汉字中的“王”字是从钺演变而来的象形字，呈刃口朝下的钺形。“父”字则从手举钺的形象演变而来，表示手握权杖，也就是权力。这件玉钺没有使用痕迹，仅作礼器使用。可以和瑁、镦组合为权杖，被认为是王权与军权的象征。

良渚文化鸟形玉饰，出土于青浦崧泽遗址。受沁呈乳白色，鸟形玉饰尖喙上扬，其下有一圆形穿孔，既为鸟目，又可系绳佩挂。整器虽寥寥数刀，却刻画出小鸟栖息时生动的状态。良渚玉鸟多为俯视造型，此器为侧身姿态，颇为难得。

良渚文化神人纹玉锥形器，出土于青浦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单个墓葬出土玉锥形器一至数十件不等，可见于头端至足部多处，部分与玉套管同出。玉锥形器可能起源于箭镞，关于它的作用主要有饰件说、先祖崇拜说等。饰纹玉锥形器大多出于高等级墓，集束状成组的玉锥形器则多出土于男性高等级墓，具有标识身份与性别的意义。

石家河文化玉器

石家河晚期鹰攫人首纹玉饰。有学者认为，鹰攫人首反映了以敌方人首祭神的伐祭习俗，也有学者认为鹰是东夷始祖的化身，人首并非敌俘，而是先人勇猛精神的体现。

石家河文化晚期玉神人首。和入口处的石家河玉人头部造型类似，也可以发现其与三星堆的相似性。

龙山文化玉器

龙山文化神人鹰纹玉斧。青黄玉质，局部受沁呈赭红色。两面隐约刻有纹饰，一面是抽象的神面纹，一面是鹰纹，神面纹及鸟纹下方再各饰四条横置的弦纹。玉斧属礼兵器，是权利地位的象征。这件玉器，蹲下来看，纹饰会比较清楚。

龙山文化玉牙壁。玉牙壁，即玉璇玑，关于这种器物的起源和作用，迄今并无定论。现在大多认为它可能起源于渔民织网的工具，也有人认为这是天文观测设备。

齐家文化玉器

夏商西周玉器（公元前21世纪—前771年）

夏、商、西周时期，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实行礼治，沿袭上古玉文化，并创制系列化玉礼器，逐步确立系统的用玉制度。同时佩玉获得较大发展，造型多为自然界的动物或中的龙、凤等灵物，纹样变形抽象，组合繁复，是贵族阶层不可或缺的身份标识。尤其是西周时以璜为主体的玉组佩，具有浓郁等级色彩，与圭、璧及青铜鼎、簋等组成了当时的礼器序列。

夏（左）和商（右）代玉圭。早期玉圭可见平首、圆首、尖首等形制，多为礼器。具有嘉奖、和谈、表示等级等作用。商代以后，尖首圭更多见，长短尺寸不一。

商代嵌绿松石铜内玉戈。黄白玉质，内部（即柄部）由青铜制成，上嵌绿松石。玉戈流行于夏商周时期，为礼仪用器，多为尖锋弧援直内造型。学者分析甲骨卜辞及出土实物，认为玉戈与圭、璋关系密切。战国之后，玉戈受青铜戈造型影响出现“胡”，同时进入发展尾声。

商代兽面纹玉戚。青黝色玉质，局部沾染朱砂。主体为兽面，正背面饰纹相同，均以双线阴刻技法模拟浅浮雕效果。玉戚属礼兵器，是权利、地位的象征。

商代蟠龙形玉环。青玉质，表面附着有朱砂。整体为团身龙形，张口衔尾，时代特征明显。

西周双龙首玉璜，青白玉质。玉璜是玉组佩的组成部分。玉组佩盛行于周代，既有装饰功能，又有礼制含义。从出土复原的西周实物来看，多璜式玉组佩多出自姬姓诸侯及其夫人的墓葬，玉牌式玉组佩均出自诸侯夫人墓。

西周龙凤纹玉柄形器。黄绿玉质，局部受沁呈灰白色。正背面饰纹相同，构图为下龙上凤。玉柄形器始见于夏，或与史前玉锥形器有渊源，是先秦最常见的礼仪性玉器之一。柄形器的具体功能随时间而演变，目前主要有佩饰、石主（类似牌位）、祭神祇的祼礼用器等推测。

春秋战国玉器（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玉礼器逐渐衰落，多种具有新造型、新寓意的玉器出现。在儒家“玉德”思想助推下，由多件玉器灵活组合而成的组佩成为“君子”必备，玉带钩和玉剑具也逐渐增多，蕴含品行规范和道德教化含义。纹饰方面，形体蟠曲或虬结交缠的各种龙纹流行，奇姿异态，自由浪漫，与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相呼应。

春秋龙纹玉饰。

春秋龙凤纹玉佩。

战国交龙形玉佩。商周时期佩玉以动物造型最为常见，形制特征明显，多为片雕，刻划简练，善于抓住对象瞬间的动感，神态毕具。春秋战国时期形体蟠曲或虬结交缠的各种龙纹流行，造型多样且富有想象力。

战国双龙首玉璜和双龙首双联玉璜。东汉郑玄笺释:“杂佩者，珩、璜、琚、瑀、冲牙之类”。春秋战国时期的玉组佩（或称杂佩）中玉构件多样，定名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其中起骨干作用的应称为“珩”。

战国凤纹玉韘式佩。白玉质，局部可见红褐色沁。商周时期，按照一定规程举行的礼仪性射箭比赛“射礼”盛行，主要由贵族成员参与。玉觿、玉韘、玉臂鞲均与射礼有关，早期兼具实用、装饰及身份象征意义。韘是拉弓射箭时勾弦的实用器，多套于拇指。战国中期之后，随着射礼的世俗化，实用型玉韘渐式微，演变为玉韘式佩。

战国龙首绳纹玉觿。觿最初是解绳结的实用器，多为骨、角质。考古发现，商代玉觿多与铜弓形器、铜镞等共出，推测其为与车马弓战相关的礼仪性饰物。西周之后，玉觿仅作佩饰，成为象征射箭技能的礼仪性玉饰，同时被赋予“成人之佩”“君子之佩”等含义。

战国重环谷纹玉璧。黄白玉质，局部有赭黄色沁。玉璧为内外二环套连形，双面浮雕饱满而有序的谷纹。外环钻有七孔，侧面也有一钻孔，另刻有“七百五十二”铭文，或为当时批量制作或贮备数量的编号。

战国龙凤纹玉璏。青白玉质，局部有黄褐色、黑色沁。器面窄端中部饰龙纹，龙首两侧各饰虎纹，身下饰左右对称双凤纹，凤爪又各攫一小蛇。器前后侧端及孔周边框上饰云纹。用玉来装饰剑的风俗始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一套完整的玉剑具包括玉剑首、玉剑格、玉璏和玉珌等。前两者装饰铁剑，后两者装饰剑鞘。玉璏镶嵌在剑鞘外部中上端，可供穿入革带以佩剑。

战国兽首兔纹玉带钩。玉带钩兼具束结革带或佩系器物等实用功能，由良渚文化时期延续发展至明清，形制多样。战国时期，玉带钩形成了以钩首、钩身、钩钮三部分组成的定式，常见为长条形、琵琶形。

汉晋玉器（公元前206年—420年）

汉代是中国玉器史上的一个高峰。汉代人的精神世界逍遥自在、玄幻多彩，祈求长生不老、羽化升仙。受此影响，汉代玉器常蕴含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等观念，普遍用于辟邪厌胜，被神化到了巅峰。汉代盛行厚葬，随葬玉器之多前所未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分裂，战争频仍，交通不畅，玉材来源受限，琢玉业短暂走向低迷。

西汉建始三年“尚方”铭玉璏。尚方是汉代少府的官署，负责制作器物等。史载有“尚方斩马剑”，剑利可以斩马。学者据此“尚方”铭玉璏推测，尚方可能也曾制作玉剑具，是汉代官方琢玉机构。

东汉四灵纹玉胜。白玉质。四灵起源于星象观测，指古人崇拜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灵，分别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寓意“镇四方，避不祥”。“胜”是西王母的标志，相传西王母“豹尾虎齿”“蓬发带胜”。汉代人因崇拜西王母而流行戴胜，常见金、玉、琥珀、琉璃等质地。此器将四灵纹与胜的造型巧妙结合，隔柱上浅刻篆书“长宜子孙，延寿万年”八字，有辟邪厌胜、拂除不祥、追求长生等寓意。

东汉玉刚卯、玉严卯。白玉质。玉刚卯与玉严卯都是四面刻有辟邪韵文的佩玉，内容略有不同，但都有护身之意。刚卯流行于两汉，一说与汉代皇室的刘（劉）姓可拆字为“卯金刀”有关，有尊重国姓及强刘之意。玉质刚卯仅列侯以上者才可佩戴，东汉制度规定，凡着朝服必佩刚卯。

东汉玉翁仲。翁仲相传是秦始皇时期震慑匈奴的勇士，后来逐渐成为人们心中镇邪驱魔的守护神，以铜、石雕像常见。汉代流行随身佩戴玉翁仲，以驱邪逐魅。“厌胜”意为“厌而胜之”，源于原始巫术，旨在压制邪祟。汉代辟邪厌胜之风盛行，玉器中也出现了许多有辟邪驱疫、趋吉纳福等特殊含义的佩饰。

东汉玉买地券。青玉质。这是目前发现唯一的一件玉买地券，双面有铭文，大意为建初六年墓主靡婴购得这块墓地，并记录了东南西北四方广幅及见证人。买地券是古代以地契形式置于墓中的随葬明器，既是墓地购置凭证，又是敬告土地神灵，让墓主灵魂在冥间免受干扰的通报文书。

西晋龙纹环形玉佩、东汉螭纹环形玉佩、西汉螭纹环形玉佩（从左到右）。螭纹与龙纹都属于传统吉祥纹样，两者最大区别在于头部。龙首似马似驼，或有须，螭首似猫似虎，双耳短小，亦称“螭虎”。龙身多饰鳞纹，螭身通常光素或以“二”字纹装饰；龙爪三、四、五趾均有，螭爪则多为二、三趾；龙尾一般单股，螭尾则多分叉为二、三股。

晋代白玉衮带鲜卑头。白玉质，“鲜卑头”为自铭，意即腰带扣。正面主体透雕一躬身盘曲、满饰鳞纹的龙，龙身有二十余个小孔，原应嵌有宝石。背面两侧各有一列铭文，记载了该器的名称、制作年代、制作机构、制作工时、监造官姓名等。学者考证认为，这件鲜卑头是御府所造，原为晋代皇室用具。

唐宋辽金玉器（公元618年—1279年）

隋唐以来，玉器逐步朝着世俗化发展，题材上多见鸟兽、花卉、人物、山林等，清新绮丽，开创了以实用为中心、以玩赏佩饰为主流的新气象。此外，唐代玉带板上的伎乐人像等反映出中外文化交流，两宋花鸟纹玉佩和持莲玉童等传递纯朴的生活气息，辽金以渔猎为主题的春水、秋山玉饰等显示了北方民族的独特风情，呈现出多元的审美情趣与时代风尚。

唐代玉飞天。白玉质。整器以圆雕手法雕琢驾云飞天，造型飘逸、富有动感。飞天对应佛典八部护法中的“乾闼婆”，是能歌善舞、满身香馥、造福人间的仙人，东汉末年随佛教传入中国，或因与中国传统的羽人传说相合而广受喜爱。玉飞天盛行于唐代，是人们祈求极乐的缩影。

唐代伎乐纹玉带。白玉及银质，整套含方形玉带銙十二、一端圆弧的长方形玉䤩尾一、银质带扣一和银质提携一。玉方銙正面各饰一奏乐胡人，玉䤩尾正面饰一起舞胡人。

玉带是表明身份等级的礼仪用器，结构完备、形制规整者始见于北周。唐初，玉带被定为官制（舆服制），仅三品及以上官员可用。这种兼具实用、装饰、礼仪等功能的器具，主要由带扣、带鞓、带銙和挞尾组成。带銙多为玉质，另有玛瑙、青金石质等，常为素面，也有饰动物纹、植物纹、胡人伎乐纹等。其中胡人多持异域乐器，是唐代多文化融合的印证。

唐代双凤纹玉饰。青白玉质，因受沁呈灰黄色。整器为扁平长方形，正面框内透雕双凤，盘绕迂回，左右呼应，四周环绕连绵卷曲的祥云纹。背面仅勾勒凤的外形轮廓，四角有牛鼻穿孔，可供缝系固定。

唐代云龙纹玉环。白玉质，局部有黄沁。整器为扁平圆环形，采用浅浮雕结合阴刻的技法，正面琢饰游龙戏珠纹样，背面琢饰四朵等距的如意形云纹，构图精美。璧上龙纹被视作唐代龙纹的断代标准。

唐代云龙纹玉盘。白玉质。唐代玉质器皿常见有碗、杯、盅、盒等。云龙纹玉盘盘口呈十二葵瓣状，与西安何家村窖藏中的白玉及水晶八瓣花形杯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形制上可能受金银器或瓷器的影响。玉质温润晶莹，外壁浮雕双龙戏珠图案，属于典型唐代龙纹样式。在出土和传世器中类似器物十分罕见。

唐代骑凤人物纹玉簪首。薄片状，玉质很透，但对现代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像塑料制品。

唐代龙纹玉佩。

宋代金链双鱼形玉扇坠，出土于上海。白玉质。此坠出土时系于洒金折扇上。扇坠圆雕并体双鱼，素身无鳞。造型圆浑，小巧玲珑。内穿金链，一端套圆环用于系挂，另一端与折扇轴头相连。

宋代孔雀纹玉饰和鱼形玉饰。此类玉饰，有学者称“玉屏花”。宋金时期巾帽盛行，汉人束收巾帽的玉质环和金代贵族裹首蹋鸱巾上的玉屏花、玉逍遥等成为重要装饰，题材常见禽鸟、竹枝或花卉。

宋代持莲玉童。青白玉质。主要以透雕结合阴刻技法琢童子持莲纹样。宋代起，持莲童子题材十分流行，寓意“连生贵子”，渊源可能和“鹿母莲花生子”的佛教传说相关。童子形象多似佛教弟子“摩睺罗”，常作折荷叶、玩荷花之态。

宋代龟鹤纹玉饰。龟与鹤在中国古代都象征长寿。

辽代摩羯形玉耳环。摩羯是印度神话中水神的坐骑，通常为鱼身羊首。

金代春水玉带銙。白玉质，局部为黑色，利用玉料半白半黑的特征，雕琢出海东青攫天鹅的图景。器背面凹入，左右两端有孔，可供带鞓穿入。春水、秋山玉流行于金元时期，以北方游牧民族春、秋渔猎活动为纹饰主题。春水玉常见鹘（海东青）攫天鹅主题，秋山玉多表现秋天鹿、虎等动物散布山林的景象，且善用“俏色”工艺，巧妙利用玉材天然颜色来设计雕琢，使得物象浑然天成、生动鲜活。

金代葡萄纹玉饰。玉质主体近白色，局部巧用玉料皮色表现树叶。

元明清玉器（公元1271年—1911年）

元明清时期，玉器琢制规模不断扩大，皇家贵族用玉品类和数量超越此前任何时期。民间用玉也非常普遍，金、玉、宝石等复合器物越发受人喜爱。清乾隆年间，来自昆仑山脉的和田玉料供应充足，新材质如翡翠、新品种如痕都斯坦玉，也被充分接受。诸多优秀玉匠效力于宫廷或活跃于民间，开创了中国古代玉雕的巅峰。

元代龙纹玉带饰，上海松江圆应塔地宫出土。青花玉质，局部沾染黄色铁锈。主体正面白色玉质部分镂雕一龙，回首行走，身形矫健，黑色部分雕琢朵云及山峰。背面无纹，四角有牛鼻孔，可供缝系于革带。摄于圆应塔特展。

元代龙穿牡丹纹玉顶饰。玉顶饰也称帽顶、炉顶。帽顶是缀于冠帽顶端以示身份之物，流行于元代。明代废止元人冠服制度后，珍贵的玉帽顶常被改作仿古彝器的盖钮，即炉顶。装饰之余兼具实用。

元代乌龟吐云纹玛瑙带饰。龟自古被认为是长寿的象征，宋元时期，出现了“龟巢荷叶”“龟游莲叶”等流行纹样。

一组元代玉饰。左二为凌霄花纹玉饰，凌霄花别名陵苕、紫葳，可用来象征、称颂女子之美以及女性美好品德。凌霄也有凌云之意，寓意平步青云。

明代兽面蕉叶纹玉杯。北宋时期，金石学兴起，以青铜器及石刻碑碣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通过考据“证经补史”。为满足文人复古、怀古的心理，包括玉质仿古彝器在内的各类仿古器物层出不穷。它们大多效仿商周青铜器造型或纹样，又根据材质特征及时代风尚进行艺术再创作，既古色古香，又清雅新颖。

明代人面纹桃形玉杯。整只玉杯为桃子造型，以镂雕方式雕出枝叶形的柄，并有部分枝叶绕于杯身，既美观，又实用。

明代嵌玉银鎏金霞帔坠。霞帔又称“帔子”“披帛”等，源于唐代帔帛，多披于肩背，垂于身体两侧。霞帔下端缝缀金、玉霞帔坠。明代玉器大量使用金镶嵌宝工艺，富丽堂皇。嵌宝种类丰富，有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尖晶石、石榴石、金绿宝石等，多为异域来源，是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见证。明代服饰礼仪对于霞帔及霞帔坠的纹饰、材质使用有严格规定。

明代嵌玉观音首鎏金银簪，出土于陆家嘴陆深家族墓。白玉质。簪首为一玉观音，腰间系带中嵌尖晶石，背托为一金镂空“寿”字，与扁平簪脚焊接。“寿”字点名此类观音送宝图样有庆寿的含义。

明代持荷玉三童，上海松江圆应塔天宫出土。青白玉质，局部受沁呈黄褐色。主体为一女童，肩上骑一幼童，身侧跟随一小童，精巧且富有生活气息。摄于圆应塔特展。

明代龙纹玉带板。

明代嵌玉黄花梨木镇纸。压尺为黄花梨质，中间嵌有玉卧犬。压尺或称镇尺、书尺，以长条形平面压纸。往往成对出现，以便压住纸的两端。材质见有铜、铁、木、竹、玉、石、象牙等。玉制文具多见于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这与文人的玉德观紧密关联。

清代九龙图玉笔筒。中国传统书写所用文具，除了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还有诸多配套品类。宋代开始，随着书画艺术盛行，与文人雅趣相契合的玉质文房广受青睐。明清时期，玉文房更为流行且丰富，品类有玉砚、玉笔筒、玉笔洗、玉水盂、玉镇纸等。

清代三螭纹翡翠笔洗。这件翡翠笔洗白地上墨、绿相间。整器呈海棠形，下有四扁足。口沿浮雕蟠螭攀爬探首，一螭口喷水柱，水中有一珠，恰为绿色，构成一幅巧色作蟠螭戏珠的意趣场景。

清乾隆三螭纹玉觚。黄玉质。整器为菱口喇叭状，分上中下三段。觚本为酒器，此器以黄玉仿制，用作陈设器，可用来插花。黄玉备受古人青睐，统计清宫玉器材质发现，黄玉占比最低，足见其稀有珍贵。

清代人物故事纹玉带扣。白玉质。带扣是古人勾束腰带的配件。此件玉带扣正面浅浮雕米芾拜石图和张骞乘槎图。陶潜爱菊、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米芾爱石为文人四爱，历代书画、工艺美术作品多有表现。槎即船筏。古人见海天相接，认为海通天河，乘槎可至。南北朝时期，泛海游仙故事盛行，仙人乘槎故事与汉代张骞穷河源合流为张骞乘槎的典故，后经唐宋发展，至元以后更盛，以表现超然物外的洒脱。

清代镶金嵌宝花卉纹玉盒。此玉盒属痕都斯坦玉器，即印度莫卧儿帝国及中东伊斯兰世界所作玉器，以薄胎和镶金嵌宝为特色。18世纪下半叶，乾隆帝开疆拓土，西域纳贡进献玉器增多，深受帝王喜爱。玉盒原应有盖，外壁嵌有红宝石和祖母绿。

清代山水人物纹玉山。青玉质。明清琢玉工艺因地域、经济、风俗、文化等形成不同流派，包括京作、苏作、扬州工等。苏作玉器以“小、巧、灵、精”出彩，图案线条刚柔结合，不留碾琢痕迹。扬州工则偏重大件，以碾琢玉山等大型陈设玉器为绝活。

清代梅竹纹玉花插。花插就是插花用的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