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经过软禁副总统黎元洪、解散国民党、废除《临时约法》、取消国会、削兵权、军民分治等手段，到1914年末，大权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

1915年没有大的战事，民国相对较平静，因战乱奔波的老百姓终于过上安定的日子。

这一年，袁世凯进行了货币改革，发行了印有袁世凯图案的银币“袁大头”，财政基本平稳。老袁还恩威并施，粉碎了俄国策划外蒙古国独立的阴谋。

袁大总统接着改革了官制，大封幕僚一百余人。如徐世昌为上卿、汤化龙、杨士琦为中卿。

一切就绪，袁世凯终于可以享受大总统带来的荣耀。没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老袁的美梦。

本来“一战”战场在欧洲，袁世凯总统又想趁机加入协约集团，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捞个战胜国，以此收回清政府租借给德国的山东胶州湾，并终止《辛丑条约》对德国赔款。这个愿望很美好，但东邻日本没有让袁世凯的计划实现。

世界列强都在欧洲打仗，但亚洲的日本可没闲着，也在觊觎邻居大国的胶州湾。因为日本害怕民国成为战胜国，那样，民国就与战胜国关系亲密，日本在华利益就会被削弱。因此就鼓动老袁中立，而且派日军在山东龙口登陆相威胁。

英国海军也在山东崂山湾登陆，准备和日本联合对付盘踞在山东多年的德国人。结果日本人直接占领胶济铁路、济南火车站，袁世凯的国民政府对此严正抗议，可德国人很快惨败，日本人就开始向袁世凯要求利益了。

1915年1月18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见了日本公使日置益，他呈给袁大总统一份文件“二十一条”。

老袁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什么意思？”日置益却不以为然的说，大总统不必生气，先看看，随后再谈，要保密。

这二十一条概括起来是：

日本人控制山东；日本人优先在东北、内蒙东部一带买地、租地；租借大连、旅顺99年；中日共管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岛屿港湾不能租借他国；中日合办警察；中国军事、外交、内政要请示日本。

总结一句话，中华民国把主权交给日本人。

袁世凯为啥上心山东？

山东青岛有一家德国银行，经理是德国人，袁世凯在这家银行有大量存款，大约2000万马克。准备将来复辟帝制提出来使用。当听说日本人想占领山东青岛，还有日本人正干涉这家银行的营业情况，老袁害怕存款被日本掠去，将来复辟帝制无款可用，帝制将无望。

于是，袁世凯通牒正在山东对峙的英国、德国、日本三国，必须停止对抗。理由是，青岛战事已毕；胶州、莱州、龙口基本稳定，日本必须撤军；中国准备派兵防守。

没想到日本政府发来电报说:“袁总统一定有大志，为啥亲近德国，我们日本国也可以帮助你”。这个电报正说到老袁心里，于是请来他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坂西利八郎商议。由他们联络日本请求赞助，还要求驻日本公使陆宗舆疏通日本内阁。

日本人如果赞成袁世凯复辟帝制，2000万马克就安全了。

哪个日本人拟定的“二十一条”？

当时日本的首相叫大隈重信，是军人出身、擅长外交，当得到有贺长雄发来的电报，认为机会不可失，正是控制中华民国的大好时机，于是向元老院提出“二十一条”，以此向袁世凯要挟。

如果袁世凯在日本帮助下复辟帝制成功，必须答应“二十一条”，这是交换条件。

袁世凯是否会答应，日本政府心里没底。因为，甲午战争以前，袁世凯在朝鲜摸爬滚打近二十年，平定朝鲜国内叛乱、抗击过日军，还担任过大清驻朝鲜公使，一直是个反日派，日本人从心里是不欢迎袁世凯的。

1913年，有一个日本人叫中岛端氏的曾经写过一本书，在书里嘲笑袁世凯一文不值，袁世凯能不知道？可为了帝制，袁世凯面子不重要了。

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

几天后，日置益又拜会老袁，请袁世凯答复“二十一条”。老袁告诉日置益：关于主权的问题，自己不能做主，得开会讨论后再决定，最好你先找外交总长孙宝琦，他负责外交事宜。

两天后，日置益拜会民国外交总长孙宝奇，提出要求签订条约，并告诉孙宝琦“为两国利益，要保守秘密，不能泄密外国。”随后日置益解释说:“中国排斥日本，和英国美国交好，为不引起国际矛盾，日本政府交代秘密不可泄露。”孙宝奇无奈，只好推脱，等请示大总统后再决定。

为啥日本人害怕泄密？因为日本借欧洲人打仗无暇顾及东方时，强迫袁世凯同意条约，等西方人得知消息，日本已经控制中国，这时生米做成熟饭，西方国家已无能为力了。

孙宝奇找到袁总统，请示如何答复日置益。袁世凯就召集国务卿开会讨论。大家看到日本人的条件都发蒙了，无人说话。只有陆军总长段祺瑞气愤地说:“这条件坚决不能答应，应早些退回，免生祸端。”

段祺瑞怎能知道袁世凯的打算，为了帝制，一切都不重要。袁世凯说:“倘如不答应，恐和日本人闹矛盾，引起国际争端。”这时，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出了一个馊主意：“这是外交问题，理应有外交总长处理。”徐世昌把皮球踢给孙宝琦。孙宝奇一看，自己麻烦大了，这明明是让自己做卖国贼，不行。孙宝奇计上心来：“宝奇不才，恐难胜任，请大总统另选才能，宝奇情愿辞职。”老袁看着孙宝奇问:“你若辞职何人可用？”“陆子欣可用”。孙宝琦推荐了陆徵祥(字子欣)。

第二天，孙宝琦转任审计院长，改任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陆徴祥心里清楚，坚辞不受，可架不住袁世凯好言相劝，只好答应2月2日就任外交总长。

陆徵祥接过这个烫手的馒头可大费心机了，到后来才其正体会了其中的麻烦与无奈。

兄弟带头联络反对

这陆徵祥经过九九八十三天的舌战、力争、讨价还价、修改再修改，初稿才定。没想到老袁的兄弟、江苏将军冯国璋联络19省将军，还有长江巡阅使张勋、广东惠州镇守使龙觐光等人通电全国，坚决反对“二十一条”。

陆军总长段祺瑞还通电各省，愤然主战。

老袁一看，矛盾多多，就回电各省，再三解释，签约实属无奈，国力不济，不敢不从。老袁也不能不考虑这些军阀们的意见，只好交给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交涉。

日置益马失前蹄差点没命

“二十一条”迟迟没有结果，令日置益十分生气，威胁陆徵祥:“既然你们政府没有诚意，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不久，日本政府调集海军假借换防为名，增派陆军到山东、奉天，大有一场大战在即之势。

袁世凯得知消息，心慌的不行，就照会日本政府，询问增兵理由。日置益告诉袁世凯，因为条约中关于内蒙、满洲、汉冶萍公司的条件你们没有答应。

随后，日置益不可一世的上马离开，路上忽然坐骑前蹄腾空而起，日置益应声落马。多亏马夫眼疾手快，将马带住，否则日置小命不保，但左脚还是受伤，无法动弹，只好让仆役把他抬到使馆休息养病。

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

转眼间到了4月6日，日置益的足疾见轻，又到外交部和陆徵祥商议南满洲杂居问题，但事关国家主权问题，陆徵祥婉言拒绝。

26日下午，日置益又乘马来外交部，陆徵祥赶忙迎接。日置益警告陆徵祥：“奉我国政府训令，所有条案已经修正，必须答应，否则免谈”。

陆徵祥接过一看，认为有几处有关国家主权的条文仍然不妥，需在修改。日置益根本不听陆徴祥解释，自顾离去。

当晚，日本又增兵山东、奉天，日本军舰在渤海口外游弋。一时间，国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袁世凯、陆徵祥被逼无奈，又做让步，但事关国家主权仍没有答应。

5月1日，日置益接到答复，问陆徵祥：“是最后答复吗”？陆徵祥答道:“是最后答复”。

日本人一闹腾，英国、法国、美国能不知道?这些列强害怕日本人在华得到更多利益，就给日本人压力，要求日本外尽快签约，不能影响它国的正常商业活动。

1915年5月7日，日本人向袁世凯政府下达最后通牒：“条案已定，不能更改，必须在5月9日下午六点前答复签字，否则兵戎相见。”

期间，日本人撤回在华经商的商人，增兵山东、南满，准备开战。各国公使慌忙探听消息，劝袁政府和平解决，万万不要开战。因为它们不想在战争中损失利益。

5月25日，外交部迎宾馆。陆徵祥代表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即《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

袁世凯政府《民四条约》签订后，为平息民愤，袁世凯还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说要卧薪尝胆等等忽悠国民，实则为复辟帝制服务。

日本人有贺长雄还写了《新式国家三要件论》，鼓吹帝制，为老袁复辟帝制打造声势。

《民四条约》签订后，民怨沸腾。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外交总长陆徵祥辞职、参议院议长黎元洪引咎辞职、陆军总长段祺瑞请辞。

袁世凯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虽热不是大隈重信提出的“二十一条”，是陆徵祥、曹汝霖、陆宗舆等民国代表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艰难苦撑四个月，讨价还价，经数十轮谈判后的“二十一条”，但仍然是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有多个出卖诸如山东青岛等地主权的条款。

常言说:弱国无外交，国弱更无主权。当时的中华民国积贫积弱，国力衰微，无力和日本抗衡，但主要原因仍然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在作怪，以出卖国家利益为复辟帝制寻求日本人支持。

袁世凯倒行逆施，祸害国人，最后众叛亲离，在全国人民的反袁声浪下，1916年3月25日，宣布取消帝制，中华帝国时代谢幕。

因为复辟帝制，老袁也积劳成疾，袁世凯皇帝没做好，却一病不治，6月6日，黯然离世。中国近代史袁世凯民国时代画上句号。

本文属个人观点

资料;蔡东藩、许廑父《民国演义2》、江城《历史深处民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