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于战乱不已的北方，南方的形势相对稳定。我们把时钟拨回八王之乱的后期，眼看着北方形势日益紊乱，出身琅琊王氏的士人领袖王衍，为司马越谋划了“狡兔三窟”之计——分别派遣王澄出镇荆州，王敦出镇青州，司马越本人则留在洛阳。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点：首先王澄、王敦都是王衍的弟弟，王衍选择派他们去出镇地方，也有保全家门的意思，显示出中古士族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之上的行为特征。

其次，王衍选择的“三窟”都在长江以北，最初他并未考虑到退守江南，可见在当时人心中，偏安江南并不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政治选择。只是形势的恶化超过了王衍最坏的预计。随着司马越的大军全军覆没，王衍本人也被石勒俘虏。以清谈闻名的王衍还想乞求活命，跟石勒说自己“少不豫事”，意思是说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不关心实际的政治事务。石勒听了大怒，说：“破坏天下，正是君罪!”意思是说导致天下大乱的，就是你们这些只会夸夸其谈，但没有实际行政能力的人。

随着北方大乱，西晋覆灭，甚至连有机会逃到江南的司马氏宗室也寥寥无几，总共不过五个人，史称“五马过江”。其中坐镇江南的司马睿，最初仅有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头衔，他和西晋的几位皇帝在血缘上比较疏远，因此在人望和正统性上皆有大的欠缺。司马睿本来并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但随着北方的沦陷，使他因缘际会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由于司马睿本人威望不足，无法独立撑起一个政权，必须仰赖世家大族的支持，与王衍一样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导便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据说司马睿起初声望不高，没有得到吴地士族的拥戴，王导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利用三月上巳(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描绘的便是过这个节日的过程)司马睿出游的机会，王导和王敦及其他中原来的名士都毕恭毕敬地跟在司马睿的后面。江南大族的领袖纪瞻、顾荣看到这一场景，都非常惊讶，不由得拜倒在路边，这才让司马睿声望大增。

正是在王导的支持下，司马睿才得以在江南站稳脚跟，进而称帝，建立了东晋，史称晋元帝。但正是由于司马睿本人实力不足，他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王导、王敦兄弟的拥戴，东晋成了中国历史上皇权相对衰落的一个时期。据说晋元帝即位的时候，特地拉着王导和他坐在一起，接受百官的朝贺。王导再三推让，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意思是皇帝像太阳一样，臣子是不能够和皇帝坐在一起的。琅琊王氏在东晋政治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当时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所谓“共天下”的实质是士族与皇帝共同掌握权力，这构成了东晋政治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一般把东晋及之后的南朝视为典型的士族社会。什么叫作士族呢？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经有一个定义：“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就是说士族的地位并不仰赖于官爵的高下，而是凭借家学和礼法受到士大夫阶层的尊重。刚刚讲到的琅琊王氏便是东晋最有声望的家族。由于士族的地位源于其他士大夫的承认，而不是皇帝的任命，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与皇权相抗衡的社会权力，出现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现象。

据说南朝的齐武帝非常宠信纪僧真，任命他做中书舍人。纪僧真尽管出身卑微，但仪表堂堂，举止也颇有士人的风范。纪僧真有一次对齐武帝说：依靠陛下您的宠信，我得以升至高位，甚至我的儿子也娶了士族荀昭光的女儿，我剩下唯一的愿望就是自己能够成为士大夫。这让齐武帝犯了难，说：这件事情我无法决定，你需要去见江斅(xiào)和谢瀹(yuè)，这两位都是当时士大夫的领袖。于是纪僧真奉齐武帝的旨意去见江斅，孰料刚刚坐下，江斅便吩咐左右，“移吾床让客”，意思是把他坐的凳子移开，以此表示自己根本不愿意和纪僧真搭话，还把他赶了出去。败兴而归的纪僧真回去禀告齐武帝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士大夫不是皇帝能够说了算的。这件事情很好地说明了中古士族独立于皇权之外的特性。海外的汉学家喜欢把中古士族与西方的贵族相比较，从这点上来说，倒有几分相似。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士族倚仗自己的门第，可以轻松地获得高官厚禄；另一方面，依靠家学礼法，创造了精致的文化。他们主要依靠封闭的通婚圈来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如纪僧真这样的人，不管他本人到底才能、风度如何，出身便决定了他不会被士族社会接纳。因此，由士族主导的魏晋南朝，尽管产生了灿烂的文化，但其实是一个缺乏流动的时代。在此背景下，这一精致的文化也走向了形式化，变得空洞。

汉末的清议早变成了没有现实关怀的清谈，士族本身也日渐失去活力。当时的名士都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作为行为准则。意思就是做官的时候，不关心做官的责任；处理政务的时候，也不关心应该如何来处理——对于具体的政务毫无兴趣。东晋南朝虽然名义上承袭了西晋的正统，但此时也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中，从中产生不了重建统一的力量。

尽管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出口最终是由北方统一了南方，但东晋南朝对于江南地区的开发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我们现在介绍自己，都习惯地称自己为南方人或者北方人，即使居住在陕西、四川这样的西部省份，恐怕也不会自称是“西方人”。但将南方和北方作为中国地理与文化的天然划分，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汉代有一句著名的俗语叫作“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意思是说关中、陇右一带因为民风彪悍，盛产名将和勇士；关东地区则文化繁荣，汉代的宰相多是出自关东。说明汉代人其实是以“东”和“西”来划分地理和文化的。如果再往前追溯，楚汉相争，战国时期秦与东方六国的对峙，甚至周武王灭商，都是东西向的对抗。因此在秦汉时代的人心中，中原才是决定天下走势的核心区域，江南虽然腹地广阔，不过是帝国边陲，无关大局。一代枭雄刘备，听说曹操占领了荆州，想要南奔苍梧，投奔他的老朋友吴巨。最初没有想到联孙抗曹，固然是因为他与孙权没有什么渊源，但恐怕也与江南之前从来不是中国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板块有关。司马迁的《史记》中讲“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记录的可靠性多少有点让人怀疑，但无疑代表了北方人对江南的普遍观感和想象。

直到东晋初年，司马睿还对江南大族顾荣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就是说我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心中常常感到惭愧。这句话的背景，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至少司马睿在心理上仍以北方作为中心，江南只不过偏居一隅。但两百多年后，这一认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陈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听说隋朝的军队打过来了，仍然自信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就是说江南这个地方才是王气和正统的所在，北齐的军队三次打过来，北周的军队两次打过来，都遭到失败，隋朝人现在打过来，也一定会遭到失败，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南方的认识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经过了东晋南朝对江南腹地的经营和开发，到了隋唐帝国重建统一的时候，形势已大不一样。著名的经济史学者全汉昇对此有很好的总结：“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客观形势和第一次大一统时有些不同。第一次大一统的时候，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全在北方，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军事、政治重心仍然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经迁移到南方去了。”这一从“东西”到“南北”的变化，直到现在仍影响着中国，而这无疑也是魏晋大变局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魏晋南北朝尽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乱世，但是正因为经历了这段乱世的曲折发展，到了隋唐时代，统一才真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而经过东晋南朝的苦心经营，南方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与文化上与北方并驾齐驱，甚至逐步超过。我们今天观察到的中国南北的不同，最初便奠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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