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父胡传（号铁花）。

1895年，清政府割让台湾，胡适父亲胡传时任台东州知州，胡适回忆说其父因刘永福“不肯放行”耽误医治而死，学界大多给了一个“病死”的结论。笔者从张之洞门生袁昶的日记发现，胡传遭刘永福囚禁勒索，致病情加剧，在回厦门的船上业已身亡，刘永福最终放行，乃是袁昶请求张之洞干预的结果。1900年袁昶因直言被杀，为人忠直，其记载值得重视。袁昶的记载跟胡适的回忆内容一致，只是措辞稍有不同而已。

胡适父亲官名胡传，字守三、守珊，号铁花，又号钝夫，一生经历曲折，曾北上宁古塔、南下海南黎区，最后做到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长期以来，人们印象中胡传是病死的，胡适门生、整理《胡铁花遗稿》的著名学者罗尔纲也认同此说，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

笔者也认为胡传是病死的，但他是被囚禁耽误治疗病情加剧而死，并非正常病死。胡适回忆道：“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源已断绝，那时他已得脚气病，左脚已不能行动。他守到闰五月初三日，始离开后山，到安平时，刘永福苦口留他帮忙，不肯放行。到六月廿五日，他的双脚都不能动了，刘永福始放他行。六月廿八日到厦门，手足俱不能动了，七月三日他死在厦门。”（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后来补充说：“但我在《四十自述》里叙述先父之死，是由于脚气病，是可以医治的。先父原想赶到上海去求医，只因为刘永福不肯放行，耽误了近两个月，直到他病危了，才被放行。他六月廿八日到厦门，七月初三就死了。我的原意（也是我先兄和先母的意见），都觉得先父之死是由于刘永福的不肯放行。”（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27页）当日在胡传身边随侍的是胡适二哥绍之，也是他负责扶柩归乡，胡适所述情形应来自其二哥。胡适的补充极为重要，跟袁昶日记记载若合符节。

刘永福。

读胡传《台湾日记》，他在五月初六日即上书唐景崧请求“开缺回籍治病”“得皖南道袁爽秋观察书，即复”。此条日记证明，胡说本人意向是回到大陆治病，他与袁昶经常有通信联络。袁昶此时的官职是安徽徽宁池广太道，简称“皖南道”，因驻扎芜湖，有时也简称“芜湖道”。

在《袁昶日记》里面，胡传是被刘永福“囚禁之绝饮食”，导致病情恶化，在船上已去世，到厦门的只是一具尸体。袁昶为张之洞早年任浙江副主考时录取的门生。《历代日记丛钞》收录的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与孙之梅标点本《袁昶日记》内容相同，是读书记与少量记事的节抄本。

据日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遇到陈文騄（陈仲英），回忆起前一年的事。袁昶于1896年写道：“陈仲英曾守台南，谈次述亡友胡守三（传）官台东州牧，为总兵刘永福索贿二万，不得，囚禁之绝饮食。永福本降贼，真盗贼行径也。予去夏乞督部张公电诘刘，乃释胡州牧，渡台未至厦门，觞于海舶。盖愤恚不得伸其志而致病也。”（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下册第1224页）陈文騄1892年任台北知府，乙未曾驻守台南，五月遵旨内渡。陈文騄是胡传的同僚，他的为官经历使其证言具有不可代替的权威性，最接近历史现场。甲午、乙未张之洞署两江总督，芜湖道为两江总督下属。按日记说法，正是袁昶求张之洞致电刘永福释放胡传。

晚清各督抚中，张之洞对乙未割台关注最深，台湾巡抚唐景崧，以及帮办台湾防务南澳镇总兵刘永福，都在中法战争期间受张之洞接济指挥，胡传则于1887年奉张之洞之命考察海南黎区。这三个人均与张之洞有较深渊源。

乙未年间的台湾形势十分复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表面上遵从朝廷割让台湾的决定，又曾暗中支持唐景崧、刘永福抗日保台，接济饷械，在收到朝廷电旨诘责后收手，让唐、刘二人自己决定取向。唐、刘二人，原有抗法名将美名，为盛名所误，初决定留台抗日，但军事实力难以持久，唐景崧很快潜返大陆，而刘永福则被人“遮留”。刘永福感觉被张之洞耍了，在多数地方官均已内渡的情况下，扣押台东州知州胡传索饷，也是无法之法。

刘永福在断了大陆接济后，要取得军饷，向地方官索取是比较简便的方法。陈文騄所言“索贿”，笔者细读之下，觉得应理解为“索饷”比较合理。刘永福扣留胡传，“囚禁之绝饮食”，但胡传手中并无现款，当日军步步深入之时，筹饷也十分困难。芜湖道袁昶代为向张之洞求援，致电刘永福放人，胡传在返回厦门的船上去世。

胡传因被刘永福囚禁断食，耽误治疗，病情恶化而死，并非正常病亡。中法战争期间，唐景崧主动请缨潜入越南，与刘永福并肩作战，对刘永福为人有比较深入的认识，1884通过云贵总督岑毓英上奏朝廷，说刘永福“视财太重、待下寡恩、毫无纪律”。（《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一册第91页）将此语与1895年对待胡传的方式联系起来，刘永福为人的另一面也就昭然若揭。

陈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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