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年前，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个冬天里，东北爆发了一场持续六个月，席卷整个东北的大瘟疫。眼看着疫情就肆虐大江南北时，一位马来西亚华人站了出来，不仅拯救了四万万国人，更是替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保住了东北。

这场瘟疫实际上就是令欧洲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即“鼠疫”。黑死病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六世纪，罗马帝国人口锐减四分之一，从此一蹶不振；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超过2500万人丧生。

东北的这场瘟疫还要从沙俄说起。为了寻找出海口，更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皮毛，俄国的哥萨克从东欧一路打到西伯利亚。在开发新领土上，沙俄一边鼓励国内百姓东迁，一边招募中国、朝鲜劳工前来垦殖、务工。

旱獭也就是土拨鼠为病毒的主要宿主，黑死病因此得名“鼠疫”。旱獭不仅皮毛珍贵，还因肉质鲜美，有幸成为蒙古重要军粮之一，所以“蒙古西征”直接导致了欧洲鼠疫的爆发。1910年10月的一天，可能是华工误食了染病土拨鼠，亦或是被猎人感染，总之西伯利亚爆发了鼠疫。

俄国人了解鼠疫的危害，不愿采取任何救治措施，强制遣返了中国劳工。沙俄的做法无疑是奏效的，西伯利亚的地广人稀让鼠疫很快被隔离开来，但劳工们却将病毒带到了中国。

1910年10月21日，中俄边界满洲里的一个客栈内接待了两个来自大乌拉尔伐木场的工人。客栈都是大通铺，又加之气候严寒，无法开门窗通风，果然几天后多名房客和店员相继死去。清政府已是泥菩萨过江，满洲里的疫情并没有引起官府的足够重视，结果病毒随着中东铁路一直南下，11月初就来到了哈尔滨。

哈尔滨原本是松花江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一跃成为东北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哈尔滨北部的傅家甸是一个聚集了两万多人口的大型贫民区，疫情就是在这里爆发，并传遍了整个东北。

疫情来势汹汹，而清政府却又对防疫却一窍不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疫情向南狂奔。清政府接到东北求救的同时，也接到了日俄两国的照会，他们都企图以协助防疫为由吞并东北。

清政府外务部最初任命海军总医官，毕业于美国丹佛大学的谢天宝博士赴东北救灾，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除非朝廷拨付巨额安家费，否则拒不赴任。无奈之下，曾任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的施肇基先生举荐马来西亚华人、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北防疫总医官。

当时世界医学对鼠疫的认识还很模糊，普遍认为鼠疫是通过老鼠传播的。伍连德经过一番实地调查后认为东北天寒地冻，老鼠躲在洞中不敢出来，传播病毒的可能性不大。伍连德顶着巨大的压力，秘密地解剖了一具日籍女子的尸体，最终确认此次的鼠疫不同以往，它不需要老鼠，靠飞沫就能传播。

伍连德的结论立刻遭到了国际同行的质疑，而这种质疑更多的是强国对弱国的蔑视。日本的南满铁路也派出了专家组，他们一到哈尔滨就雇人捉老鼠，可是一连解剖了数百只老鼠也未发现病毒。

同样受清政府委托，在印度和香港有着丰富防疫鼠疫经验的法国医生迈斯尼也认为飞沫传播是无稽之谈，坚持在东北灭鼠，而且出诊时不做任何防护措施。令人遗憾的是，仅到疫区十天的迈斯尼就染病去世。伍连德一下子成为东北的最后希望，对于他的要求，甚至连日俄方面都无条件支持。

既然认定了飞沫传播，伍连德当即上书朝廷要求封锁哈尔滨城、管制东北的铁路运输，同时还要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防止疫情蔓延到北京。对于参与防疫的医护人员，必须带上他发明的由两块纱布夹着吸水药棉的口罩工作。

这些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时，可由于病毒来得太凶猛，傅家甸地区的尸体根本无法得到妥善的安置，大部分都被堆放在露天。伍连德明白这些尸体就是最危险的传染源，只有将其付之一炬，他所做的所有努力才有意义。

一次焚烧几千具尸体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出乎意料的是摄政王载沣却认为非常时期不可以常理踱之。1910年的大年初一，哈尔滨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集体火葬，4400具尸体被集体焚烧，疫情因此得到控制。

此后俄国人也效仿伍连德的做法，焚烧了14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还是从坟墓中重新挖出来的。哈尔滨的做法推广开来后，各地相继传来好消息。四个月后这场吞噬了六万人生命的鼠疫被年仅31岁的伍连德博士彻底扑灭。

疫情没有扩散到全国，东北也没有被日俄窃取，但大清国却撑不下去了。进入民国后，伍连德积极在各地创办防疫所，成功收回了海关检疫权，并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创办了《中医医学杂志》。九一八事变后，伍连德因拒绝与日本合作被关押在沈阳，后经英国领事斡旋才得以南下上海。

伍连德在东北二十年的心血虽然付之一炬，但却因主持1932年上海霍乱防治，再次享誉国内外，而且还在1935年成为被诺贝尔奖提名的第一位中国人。

1937年上海沦陷后，伍连德被迫离开了服务了三十年的祖国，返回南阳槟城老家，而他的儿子则子承父业，继续留在国内。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病逝于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