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

年甲申年是个重要的年份，几万骑兵杀奔山海关冲破大明最后的一道防线。入关之初，以八旗为主力，再加上大明投靠来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和沈志祥等汉军，撑起了大清

268

年的江山社稷。

早在

1615

年，大清王朝那会还叫“后金”。女真族部落全民皆兵，出则征战四方，入则固国兴邦。努尔哈赤在创业时，只有一支黑旗军，后来接收了邻近部落的红旗，哈达部的白旗。努尔哈赤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整编成八个组织，用旗帜颜色划分，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

1642

年，在屡次征战蒙古各部、得到归顺请降后，清太祖皇太极参照努尔哈赤时期的“八旗制度”，将臣服的蒙古诸部划分为“蒙古八旗”，将新归顺的汉人整编为“汉军八旗”，满、蒙、汉三个部分二十四旗的组织。

八旗制度是户籍制度，是军事制度，是行政制度，也是经济制度。每

300

人被划为

1

牛录，设牛录额真

1

人。每户出一个壮丁，父死子继，兄亡弟代，在全军出动时才有每牛录

300

人。一般作战，每牛录只有几十人。八旗兵丁“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平时耕猎，战时出征。出征时自备马匹、器械、粮草；俘获掠来的财物按军功分配。当时的后金有满洲牛录

308

个，蒙古牛录

76

个，汉军牛录

16

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八旗满洲。这

400

个牛录中所有人都是“旗人”，便是后人口中的“八旗子弟”。

旗兵军饷号为“钱粮”，“钱”按月发放，“粮”按季度发放。我们以“骑兵”为例，每月可领三两白银，每个季度可领

4

石

8

斗。收相当于一名知县的俸禄，出征还有额外的津贴，称为“行粮

"

。旗兵还有“旗地”（成年男子给

50

亩地），不用向国家交纳田赋，收获全归旗人分配。在宫中当差的旗人，时不时能得到皇上和妃嫔们的赏赐，低等级的旗人则无偿享受朝廷按时发给的“月钱”，俗称“铁杆庄稼”。如果遇到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情况，朝廷还会根据情况予以经济补助。清朝初年，一名旗兵的钱粮供养十口人绰绰有余。为保持八旗子弟的纯洁性，清廷也规定八旗子弟不得随便离开旗地、不得从事民间技艺、不得经商、不得与民人通婚，这些条条框框把八旗子弟逼进了吃粮当官、当差或当兵的死胡同。

八旗军队无论从大清统一来说还是从平定三藩之乱，都是主力军，甚至包括康熙三次亲征带的都是八旗兵，除藩乱、逐侵略、收台湾……每次捷胜都是八旗子弟引以为傲的战绩。

八旗本无高低贵贱之分。

1650

年摄政王多尔衮去世，清世祖顺治帝亲政，为加强对八旗掌控，将自己直接控制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定为上三旗，将由诸王、贝勒统辖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定为下五旗。一般情况，下五旗子弟看到上三旗的人都得提前让路，毕竟上三旗出的朝廷要员多，说不准在街上就撞到一个大官，得罪不起。有功绩的八旗满蒙汉大臣可换旗，比如，原下五旗的功臣可奉诏抬旗，入上三旗。乾隆时期，因军费支出过度，朝廷强令汉军出旗，除

"

从龙入关

"

的辽东汉军之外的所有新汉军都脱离八旗组织，节省开支。

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先后为内府子弟专门开设景山官学和咸安宫官学，生额分别为

382

名和

90

名，不但配给更为优秀的师资力量，还对毕业生“包分配”，通过考核分派差事。景山官学的学制和课程设置均类似于八旗官学，咸安宫官学的入学年龄则为

15-20

岁，更类似于初等教育之后的进修学校。权倾一时的和珅，当年便是以正红旗生员的身份考入咸安宫官学。除了像汉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之外，八旗子弟还能以部院笔帖式、推升等方式做官。朝廷里许多重要官职，如八旗都统、八旗将军、侍卫、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等，都是专为八旗子弟准备的，汉人没有任职资格。

战事渐止，平时无事可做，八旗子弟就琢磨怎么玩，怎么消遣，怎么舒坦怎么活。好热闹的就去茶馆、去戏园子、去赌坊在哪都能泡一天；好清静的就养个画眉、放放风筝、抽抽烟。总之，打发时间的办法多了去了。到了康熙晚年，大清开始出现“八旗生计”的问题，到了乾隆时期的“人口爆炸”导致各行收入都缩水。北京是驻扎量为集中的区域， 也是“八旗生计” 最严峻的地区。

嘉庆帝批评说

:

“迩年风气日就华靡，饮食衣服，无

-

不竞美争鲜，毫无节制。以致新日之用，罄于一日

;

数人之养，竭于一人。甚或饮酒看戏，游荡赌博，钱银人手，任意花销，不顾身家，罔虑日后，岂非自取困穷乎

?

”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八国联军。满清政府财政困难，又要镇压起义，又要赔款给外国。把八旗旗丁的俸禄减到原来的

70%

，米减到原来的

20%

，加上物价上涨。八旗旗丁生活越发困难，他们开始借债度日，典当房产。当敌人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时，八旗子弟已无招架之力。

1860

年的英法联军，

1900

年的八国联军，都轻而易举地攻破北京城。早已刀枪入库的八旗劲旅，匆忙披挂上阵，却一败涂地，作鸟兽散。努尔哈赤时代的雄风何在？此八旗非彼八旗？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外交上输了，在精神上也输了。

也许清朝的缔造者们都没有想到，是他们推行的恩养制度，把曾经骁勇的八旗子弟变成了一群不仕不农不商不贾、非农非兵非工之徒。晚清是中国耻辱史的开始，疏于国防与武备的八旗子弟对此更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在那样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大群“无所事事的人”

(

京师游手之徒

)

，终将被辚辚作响的历史车轮所倾轧，或者抛弃。

辛亥革命后，虽然袁世凯与民军达成的皇室《优待条件》规定：“八旗禁军归民国改编，饷如旧”，但实际上这一条款从未兑现。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统治下，排满之风盛行，旗民生活更加穷困。

老舍是正红旗人，父亲任职在一支卫军中，不幸死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下，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打杂养活一家人。老舍的童年曲折坎坷、阴霾密布。他以独特的角度看透了八旗制度，众多作品中，流露出心酸和他对八旗制度地痛恨。

老舍曾评价八旗制度，认为八旗子弟没有自由，丧失了自勉、自励，失去了事业。八旗子弟宁可要饭、饿死，也不愿意靠工作谋生就不足为奇。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老舍设身处地，深有体会。

八旗子弟不会骑马了，不会射箭了，不会战斗了

?

在拆房卖地、倾家荡产之后，八旗子弟又将面临亡国家破的命运。是他们，把祖传的基业亲手全送进当铺里的。大清始于八旗，也亡于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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