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9日，东北野战军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东北地区最大的重工业城市沈阳成为一座孤城。第二天，东北“剿总”司令官卫立煌带着寥寥可数的十几名高官显贵乘坐飞机离开沈阳，丢下近10万走投无路、如同无头苍蝇的国军官兵。

当时，摆在国军将领面前的，只有3条路可走。

一

最好的路，当然是看清形势，尽快发动起义，回到人民阵营。

选择这条道路的人，以新一军暂编第53师师长许赓扬为代表。

许赓扬的祖籍是山东省广饶县人，于1907年出生于奉天省奉化县（今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属于东北军。1947年起，许赓扬担任新1军暂编53师师长。辽沈战役爆发后，新1军主力部队随廖耀湘第9兵团组成西进兵团，离开沈阳增援锦州，在黑山、大虎山被东北野战军围歼；暂编53师留守沈阳，侥幸逃过一劫。

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当东北野战军歼灭廖耀湘第9兵团后，乘势而上，围困了沈阳。许赓扬很聪明，在10月29日就派出几名代表，出城寻找东北野战军，联系起义事宜。10月30日，许赓扬派出的作战科长张社民找到了解放军独立2师师长管松涛，管松涛请示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就，与张社民达成了起义协定。

10月31日，许赓扬正式宣布起义，命令暂编53师2团配合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的行动，向国军第207师第2旅在东山嘴子附近的阵地发起炮击。

不过，东北局的高层领导似乎不愿意接受许赓扬为起义。他们认为，许赓扬直到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的前一天才匆忙发动起义，有投机的嫌疑，应该与长春战役中的国军新7军一样，享受投诚的待遇，而非起义。为此，他们还对辽北军区表示了不满：“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现53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

无论如何，许赓扬和暂编53师走上了起义的道路。暂编53师被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第53师，许赓扬继续担任师长。后来，许赓扬历任多种职务，于1999年7月27日病逝，享年92岁。

二

第二条道路是放下武器，向东北野战军投诚。

选择这条道路的，以53军副军长赵国屏为代表。

赵国屏是吉林省永吉县人，生于1902年。赵国屏与许赓扬一样，也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成为东北军的一员。1944年12月，赵国屏担任53军副军长。53军军长是周福成。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好。1947年7月，周福成任第8兵团司令官兼第53军军长，驻守沈阳，赵国屏相当于53军的实际领导者。

53军是驻防沈阳的主力部队，下辖第130师、第116师、第301师和沈阳第二守备总部，总兵力超过4万人。其实，当辽沈战役爆发后，赵国屏早就有了起义的想法，并极力劝告周福成一起参加起义。可是，周福成顽固地拒绝了他的建议。赵国屏因而错过了起义的最佳时机，在10月31日发出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命令时，只能算是投诚了。

当然，能够享受投诚待遇也是很好的。赵国屏虽然前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受学习和改造，但很快就被释放，恢复了自由。

1967年9月2日，赵国屏病逝于山西省太原市，终年65岁。

投诚的待遇比不上起义，但比最后一条道路被俘又好了不少。

三

如果一名国军将领既不肯起义，又不愿投诚，等待他的只能是被俘了。选择这条道路的，以周福成为代表。

周福成是国军第8兵团司令官兼第53军军长，担任沈阳防卫。1948年10月30日，当东北野战军即将发起总攻之际，53军副军长赵国屏、130师师长夏时纷纷劝告他起义。周福成拒绝了。

10月31日，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赵国屏率领53军向东北野战军投诚。周福成又错过了这条道路。

周福成带着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苏炳文等少数几个人逃走时，躲在“世合公”银行大楼里，被东北野战军2纵6师16团的尖刀连连长黄达宣带队抓获。周福成低声说：“我叫周福成。”接着苏炳文解释说他们正在和东北野战军3纵联系起义事宜。

黄达宣不认识周福成，但知道这是一个大官。那时候，他拿不准周福成算投诚还是算起义，还是很客气地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吃饭时，苏炳文表示他们正在联系起义。黄达宣回答：“如果你们的部队真有诚意早点起义，何必我们动这么大的干戈呢？”苏炳文尴尬地说：“鄙人十分遗憾。”

后来，周福成“享受”了被俘的待遇，被送到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1953年3月9日，周福成被释放回家。几个月以后，周福成病逝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