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年)一月二十七日，清摄政王多尔衮派遣迟起龙、缪尚义等人为使者，以顺治帝的名义给大顺农民军将领致书，书曰:“肤与公军，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勿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

此书送到大顺军镇守榆林的将领王良智手里时，李自成已率军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了，当李自成得到王良智的报告，对清“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建议不予理睬。

多尔衮等待多日，未见农民军回音。四月四日，清的重要谋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启奏，“建议改变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的战略方针，认为现在清的主要敌人不是明王朝，而是农民军”。

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战略上由联合农民军灭明，转而以农民军为敌，于是九日，他率领八旗大军向关内进发。

在李自成于1644年率大顺军灭亡明朝后，清顺之间为了争夺天下，双方集结重兵先后于山海关、潼关等地大战，最终清军击败大顺军，定鼎中原。

那李自成的大顺军为何打不过多尔衮的清军？

主要是大顺军成规模和建制的红夷大炮缺乏，更没有铸造仿制红夷大炮的能力，因而在战争中抵挡不住当时大量装备了最先进红夷大炮的清军的攻势。

大顺军的装备始终处于冷兵器为主的阶段，作战方式主要是骑兵加步兵以及零星的火炮的配合，其火器主要来自缴获明军，自己从未制造过，故对火器的应用，始终不及明军，更落后于清军。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病卒，虽不及见到清军于顺治元年四月开入山海关的军容，但他所一手创立的禁旅，凭借满蒙汉八旗“军政一体”的特殊兵制，则奠定了清朝逐鹿中原、统一中国的基础。

当时清军的总兵力达20万人，规模堪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强权分庭抗礼，其中汉人部队约4万人，拥有质量俱佳的“红夷大炮”。入关前夕，已占领关外绝大部分土地的清朝，更已能综合明人创获的冶铸技术以及欧人先进的火炮设计，铸出35门世界最高品质之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炮，从此掌握在逐鹿中原时“孰与争锋”的火炮部队。

清军在陆上作战时，善用马队并在红夷大炮掩护下，进行宽大正面的高速冲击，后面步兵杂以滑膛前装火炮和散弹鸟枪，逐渐形成轮番齐射的“连环枪法”及连营跟进的密集方阵战术。

1644年，大顺军在与清军的山海关之战大败后，退往豫、陕，以西安为都，组织山西、河南、陕西、湖北各地大顺军抗清作战。

1644年10月，多尔衮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兵3万余，同吴三桂、尚可喜等满、蒙、汉由大同向榆林、延安进兵；命豫亲王定国大将军多铎率孔有德、耿仲明军2万余人，由河南趋陕，两路会攻西安。

在此前已发生了八旗军与大顺军的太原之战。1644年9月13日，清将叶臣攻大顺军占据的太原府，以红夷大炮为主要火器，顺利攻克。破城后，叶臣奏报：“陈永福窃据太原，我军以红衣（红夷）炮攻之，克其城。”

对此雍正年间修的《山西通志》也有记载：“顺治元年十月十三日，大兵至太原，时伪文水伯陈永福遣贼四出搜野，为固守记。时西洋炮（红夷大炮）未至，体士马以待……炮至，集西北角击，……时垣立毁十余丈，大兵拥入。”可见清军此次能顺利攻破大顺军把守的太原城，红夷大炮起了重要作用。

在接下来决定大顺政权生死存亡的潼关之战中，清军的红夷大炮再次成为战胜大顺军的利器。

《洪业—清朝开国史》记载：“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待重炮兵团（红夷大炮），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这次清军的胜利起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

1645年2月7日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顺利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但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清军炮兵）猛轰起义军（大顺军）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

由于清军“举红衣（红夷）炮攻之”，在火炮掩护下，大举进攻，所向披靡，李自成见大势已去，率领部分大顺军撤回西安。清护军统领尼堪等领兵占潼关，大顺潼关守将马世尧率所部7000人降。

清军攻克潼关后，直趋西安。清阿济格部出现在延安近郊时，与大顺军李过部发生激战，清军用火炮轰城，大顺军将领高一功、李过部等，虽顽强抵抗，但不敌清军，榆林、米脂、绥德等府州县相继失守。

李自成率大顺军主力二十余万被迫从陕北南撤，退人豫陕鄂三省交界的商洛地区。1645年4月，出武关人襄阳，据武昌。五月，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大顺政权亡。

参考资料《试论清顺战争》、《明清之际红夷大炮在清八旗军与李自成大顺军决战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