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才稀缺,我国众多战功赫赫的军事将领基本上都是身兼数职。宋任穷被被任命为二野四兵团政委、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军区政委、西南军区副政委等职位。
直到1952年,组织想要进行岗位调动,让宋任穷担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但没想到宋任穷很干脆的就拒绝了。
后来贺龙特意找到他了解情况,并对他说,这是中央的决定,希望宋任穷能够听从组织安排。宋任穷对组织信任他表示感谢,但是他还是拒绝了,他还非常急切的对贺龙说:“这不是显大方的时候。”
原来,宋任穷认为,能够担任这一职位的人,是李井泉。但是李井泉和贺龙关系匪浅,当时贺龙已经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等多个职位,只要指导西南地区的工作,如果这个时候再有自己人担任副书记,难免会落人口实。
但是在宋任穷看来,自己更适合担任更为辅助性的角色,比如第三副书记,而第一副书记的职位,就应该让李井泉来担任。
月,宋任穷人贺龙其实也懂他的好意,但是组织调令已经下达,宋任穷也必须遵从,宋任穷担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而李井泉则担任了第三副书记。
只能说宋任穷太过谦虚了,在这个岗位上,没人比他做的更出色,他在担任第一副书记期间,为当地做了巨大的贡献,还给当地培养了很多的青年才干。
革命先锋
宋任穷,被称为革命史上的“咬牙干部”,顾名思义,能吃苦耐劳,能忍。
他是湖南浏阳人,早年便活跃在浏阳县冲和区的农民运动前沿,他不仅是农民协会的引领者,更是区党委的宣传先锋和青年团中的灵魂人物。
在他的带领下,当地百姓发动了一次次农民斗争,农民们团结一心,斗倒土豪劣绅,分配田地,实施减租减息政策。
1927年,“马日事变”如风暴般席卷湖南,宋任穷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浏阳县工农义勇军的行列,并且担任第四团第二中队党代表,积极参与了秋收起义。同年9月,他随起义部队踏上了前往井冈山的征途。
次年寒冬,井冈山根据地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敌军重兵压境,形势异常严峻。在生死存亡之际,彭德怀等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而宋任穷则率领特务连掩护大部队安全撤离。
面对比自身多出数倍的敌人,特务连英勇抵抗,在掩护大部队离开后,宋任穷带领的部队因为不敌敌人险些全军覆没,好在在他的领导下,保留了实力,随后他带着这些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1930年初春时节重新找到了红军的队伍。
此后,宋任穷在三湾改编的洗礼下,开始跟随毛泽东。他当时作为连党代表,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无畏,还在红军中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发展新党员,不断壮大队伍。
在井冈山的时候,面对敌人的重重围剿和物资匮乏的绝境,宋任穷“咬牙坚持”,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一次次击破敌人的阴谋。
时局艰难,先后历经五次反“围剿”的,四处都遍布着白色恐怖,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不得不从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而在长征路上,他们一路上爬冰卧雪,翻越雪山草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斗环境更加恶劣、斗争残酷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宋任穷带领部队在敌后灵活机动,以少胜多,多次创造了不可能的战绩。
当时宋任穷守在冀南地区,这里主要是平原,没什么屏障,因此也成为了战略要地,而且在战争初期,最先遭受日寇的“扫荡”。
在日本鬼子的荼毒之下,无数村庄化为废墟,无人区越来越多。由于没有地形优势,不利于开展游击战,因此大部队决定先撤离,攻击其他地方,但是宋任穷坚持选择留下了坚守。
宋任穷在此地,和敌人开展了多年的战斗,直到1942年,局势突然变得不利起来,那一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干旱、洪水、冰雹接连重创冀南,随后而来的瘟疫更是让这片土地生灵涂炭,就连宋任穷的家庭也未能幸免,他最小的女儿也不幸离世。
除了这些,宋任穷还要事实提防着敌人的偷袭,在内,他带领干部战士深入乡村,组织自救。宋任穷带着当地的青壮年开渠引水,开荒种粮。
在外,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外敌,宋任穷动员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在沙土地上挖地道,开始和敌人打地道战。
他凭一己之力,稳住了冀南的抗日工作,还收到了八路军总部的多次表扬。
自1943年起,宋任穷更忙了,他被调任为平原军区司令员兼代理政委,随后又成为了平原分局的组织核心。
在抗战的尾声,宋任穷亲自指挥了抗日军民发起全面大反攻,不仅收复了大片失地,更打通了太行和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给抗战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八年抗战中,他更是被冀南人民称之为英雄。
抗日战争刚刚收尾,解放战争随即打响,宋任穷又迅速转战到了新的战场,并且同时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从晋冀鲁豫到中原,再到华东,他在不同的地方开展工作,组织民众支援前线,为渡江战役提供后勤保障。
1949年,为了响应进军西南的号召,宋任穷亲自挂帅,担任西南服务团团长,率领队伍穿越千山万水,挺进大西南。这一路上,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为解放西南地区煞费苦心。
当时西南地区遗留问题众多,山匪横行,虽然解放了,但是想要建设这里,才是真正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后,宋任穷被派到云南工作,为了建设好这里,他亲自学习少数民族文化,并邀请中央高层亲自到云南给当地的军民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西南民族众多每个民族之间的隔离也非常多,而且匪患非常严重,在云南工作的日子里,宋任穷把民族团结视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他一边帮助各民族促进沟通交流,一边改变当地人的思想,还配合中央开展剿匪工作。
1952年,宋任穷担任了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位,配合贺龙在当地开展工作,他积极推动西南服务团编写地方资料,为日后其他人能够深入了解服务西南地区提供完整的资料库。
他还非常重视民族事务机构的建立和民族地区建政工作,在他任职期间,他为当地培养了非常多的少数民族干部。
他还结合云南实际,制定了《进入云南接管工作纲要》,针对土改、经济、文教卫生等各个领域制定了一系列几近完善的措施。
中国核事业功臣
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组织原本是想留他继续在西南地区任职的,但没想到,他竟然主动请缨,想要为中国的核事业添砖加瓦,他因此也成了我国核事业主要开创者之一。
当时核事业非常艰难,而且外国都不相信中国能造出原子弹。
那时候周总理找到宋任穷,原本是想让向宋任穷从军队抽调一名重量级人物来参加地质工作的,但是没想到,宋任穷亲自向周总理说明了自己的决定。
随后,宋任穷离开了西南,被调任到新兴的二机部担任部长一职。在这个承载着国家未来科技梦想和战略安全的部门,宋任穷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团队建设。
他深知,原子能事业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资源调配自是全力以赴。但是如何将这份支持有效转化为实际力量,确保人才、资金和物资的精准到位,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为此,他不辞辛劳地奔走,广开才路,不仅从军队中挖掘潜在人才,还积极向国内外科技界寻求支持和合作。在短时间内,他为国家笼络了一批批优秀的干部和科技精英,海洋技术骨干。
当时中方和苏联开展了合作,宋任穷还负责签署了4个合同,但是苏联毁约来的太快,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好在一开始,宋任穷为国家招揽了非常多的人才,才不至于让核事业陷入停滞。
1960年,他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他当时推测说,中国的核事业,最快也得到1964年才能顺利完成。
但是在汇报完工作没多久,就出现了饥荒,为了解决根本问题,他又被调任到了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当时他不愿意走,多次找上级沟通,但还是没有留下。
虽然离开了核事业的一线,但是他始终挂念着核事业,密切关注着核工作,在核武器实验阶段,他总是守在收音机旁,随时听着消息。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世界都为之震动,宋任穷得知之后,更是高兴地彻夜难眠。
中国的核事业能够顺利,宋任穷初期的准备工作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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