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士兵冒生命危险参加战斗的因素，主要有实际利益（提升社会等级、获得物质利益等）以及精神刺激（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荣誉感）等。

春秋战国时代原来束缚社会成员的身份等级限制被打破，奴隶、平民都可以通过战场上的战功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对于参战的平民士兵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激励机制。

比如公元前493年，晋国权臣赵鞅率领自己的私家军队在朝歌和齐军作战，在战前动员中，赵鞅宣布如果打了胜仗，上大夫可以获得一个县的赋税收入，下大夫可以获得一个郡（当时郡指边境地区的哨所，小于县）的赋税收入，将这一政策发挥到极致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这次变法把秦国的20等爵位改造为彻底的军功爵位制，无论什么身份的人，只要有战功，在战场上斩得一个对方甲士的首级，就可以提升一级爵位。而国家规定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利益全都按照爵位来授予。

爵位由低到高分为20等：与过去“士”相当的爵位分为4等，分别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与过去“大夫”相当的爵位分为5等，分别是“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与过去“卿”相当的爵位分为9等，分别是“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或称“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与过去诸侯相当的爵位分为2等，分别是“关内侯”、“彻侯”。

每晋升一级爵位，就由国家赐予耕地100亩、宅地9亩，并由国家分配给1名“庶子”，平时为主人耕种土地，战时随主人出征提供勤务。五大夫以上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税邑”（划定某些地方人户上缴的赋税归其享用），彻侯和关内侯还可以得到封地，获得封地的赋税收入（但一般不得直接在封地进行统治）。

每一爵位都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特权，比如“不更”可以免除一般百姓必须承担的劳役，“公乘”具有出行时乘坐政府车辆的特权等等。平时生活的衣、食、住、行，生、婚、丧、祭等各方面享用标准都按照爵位严格划分。

有爵位者还可以出任一定级别的官职，比如第五级“大夫”以上就可以担任各级军官。有爵位者在犯罪的情况下，往往可以用“贬爵”来代替刑罚。而爵位也可以用来为自己的亲属免除官府奴隶的身份，用一级爵位可以赎取一个沦为奴隶的亲属的自由。

秦国的《军爵律》对于战功的计算与赏赐做了详尽的规定。比如规定士兵在战场上斩得敌军普通士兵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全家的徭役和赋税。100人以下的作战编制单位如果能够斩敌33个首级，就计为“满功”，带队军官可以晋爵一级。

大兵团在攻城战役中斩首8000以上、在野战中斩首2000以上，也计为“满功”，各级军官都晋爵一级，其中战功卓著者可以晋爵三级。

从战国后期秦军几乎所向无敌的情况来看，这套激励机制还是相当有效。到了秦末战争期间，各方基本都采用这套制度。

刘邦的汉军在战争期间大量授予军功爵位，但是这些有爵位者的社会评价和实际待遇已大大打了折扣，以至于刘邦在战争结束后特意要发布文告，要求各地政府尊重有爵位的退伍官兵。

不过勋官名称与实际官职相同的很多，容易混淆。于是隋炀帝再改为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建节奋武尉、宣惠尉、绥德尉、怀仁尉、守义尉、奉诚尉、立信尉，正二品至从九品。

唐朝确立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后改上护军）、大将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十二等，正二品至从七品。这被五代以及宋朝沿袭，不过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以勋官作为奖赏军功的手段到了以后很少有激励效果，因为勋官并没有什么实际待遇。每当战情吃紧，朝廷往往不得不直接给有战功者封职事官(有实际权力的官职)。

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勋官之外还滥发职事官的“告身”，吏部、兵部特设91名“写急书告身官”，日夜不停地书写“告身”，每年发出去的告身有10万件，即使这样也没有能够有效地提高官军士气。

拿了这个告身后只能按照这个级别摆谱，没有任何的国家俸禄可拿，因为中国古代的俸禄是严格按照“岗位”（官缺）来发的，要当官就要自己花路费上京，排队等待上岗，一等几年，不是常人能够忍耐的。

还有一个奖赏的办法就是直接授给官职，比如“军前效力补总兵”。每一次战役后，领军将领都可以“保举”部下为官。起先的比例是不得超过全体将士的5%，后来逐步提高，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有的时候会达到15%，甚至30%。曾国藩曾企图将湘军的保举比例限定在14%以下，但是往往被突破。

实际上朝廷没有这么多的武官官缺（职位），得到官职的人要自费到兵部报到候补实际官缺，当战争规模很大、赏赐的军功官职会成千上万，候补官要等很久很久也难以补上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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