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历史上，崇祯皇帝作为最后一位皇帝，自然而然地背负了“亡国之君”之名。但“亡国”这个锅究竟应不应该由他来背？也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因为他在接手时，当时的大明朝已不复往日的强盛，而他登基时才刚满17岁，如果不具有惊天伟地之才实在是难以打赢这场翻身之仗。

更何况他本人也是用尽了浑身解数做出了抵抗，而且叛臣的倒戈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比宋徽宗等软弱之辈多了那么一分悲情色彩。

随着人们开始对于明朝的灭亡历史孜孜不倦的研究，很多历史的真相也再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其实当时的明朝本是有机会避免亡国的。而在葡萄牙所展示的两封信件中，也更加证实了这一观点。

无奈之中的“求助”

在嘉靖年间，虽然当时的大明朝处于一个在明朝历史上的强盛时期，面对虎视眈眈的葡萄牙人，他们也是毫不畏惧，并在多次战争中击败了他们。但明朝皇帝却为了每年葡萄牙进贡的500两白银，让他们继续占据着澳门。

而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可以说一继位就接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万历年间三大征让明朝在世界上展现了锋芒，但战争必定劳民伤财，国库日渐空虚，使得大明朝在经历连续两任皇帝早逝之后变得摇摇欲坠。

为了挽救日渐式微的大明朝，崇祯皇帝可谓是不遗余力，他也不想在自己这一代葬送了祖辈的江山。于是他开始勤俭治国，勤于政事，铲除阉党，算是给苟延残喘的大明朝带来了一丝生机。可无奈的是，当时内忧外患，朝廷内党争不断，使得大明王朝仍旧不断徘徊在崩溃边缘。

这时的崇祯皇帝因为多疑这一性格上的缺陷，居然杀掉了清军一直惧怕的袁崇焕，算是给敌人献上了一次助攻。而他性格中另一个缺陷便是软弱，居然想在暗中同清军议和来给自己博得喘息的余地。

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阿儒达图书馆中，收藏着两封珍贵的书信。在其中一封中，崇祯皇帝有这样一句同驻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所说的话:“葡萄牙是大明朝的领地，在我朝危难之际汝等应当效力，以谢皇恩”。

首战效果显著

这封信写于崇祯皇帝刚刚登基之初，此时锐不可当的清兵让明军节节败退。而崇祯皇帝之所以有借助西洋兵力的想法，是受了内阁大臣徐光启的影响。

徐光启对西洋文化很有研究，他认为西洋人的火炮非常厉害，用来对付八旗兵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所以当时的崇祯皇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写了这封信。

由于这是皇帝亲自下的诏书，当时的葡萄牙人居然真的派了32人，组成一支雇佣军来帮助崇祯皇帝打清兵。

当时正值皇太极领兵围攻京城，虽然当时的清兵势头正劲，但面对西洋火炮强大的火力依然被打败了。甚至在这场战斗中，皇太极险些被火炮射杀，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崇祯皇帝大喜，亲自接见了这些火枪手。

当时的明朝也拥有火器，只不过无论从射程还是杀伤力上，都远不及西洋的先进。徐光启见势，直接上奏崇祯，建议朝廷不光要使用西洋火枪，甚至要采用他们的制度来训练火器营，并由葡萄牙人来指挥作战。因为已经尝到了甜头，崇祯就答应了。

结果这支由葡萄牙人指挥的火器营，果然不负众望，在第一战“宣川之战”中击退了清兵的骑军，并击杀了清兵数百人。

内患才是硬伤

眼见明朝的对外战斗迎来了曙光，可偏偏就在这时发生了“吴桥兵变”，孙元华的部将孔有德率领大批持有火器的部队投靠了清军，这不仅是削弱了明朝的战斗力量，更是让清军也拥有了强大的火器作为战斗力。

在随后的战斗中，原来的30多名葡萄牙火枪手除了三人幸存以外，死得死伤的伤。以至于徐光启苦心组建的由西洋人率领的火器营，被孔有德的叛变消灭在了萌芽状态。

二次合作的流产

虽然徐光启的火器营计划宣布失败，但这却是由于叛将所导致的，并不足以质疑这一计划的可行性。于是徐光启再一次上书崇祯皇帝，希望再一次引进大规模葡萄牙火器拥军来重组火器营，一方面帮助练兵，另一方面指挥作战。而第二次给葡萄牙人的一封信，则是由徐光启亲自书写。

徐光启本人深受西方文化的洗礼，所以他笃信天主教，并想以此为契机同葡萄牙人定下盟约。并以答应葡萄牙人在大明朝传教为筹码，来完成对葡萄牙军事援助的合作。虽然这是以西方文化入侵为代价促成的交易，但在战况危机之下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一次葡萄牙派来的雇佣军是上次的10倍之多，可就在这批部队进京之时，崇祯皇帝反悔了。

这是因为当朝的东林党大力地反对，而反对的原因主要是：本身明朝拥有火器装备，没有必要引入外来军事力量，如果外军探知我朝虚实，容易引发外患。于是又把这支葡萄牙火枪队遣散了回去。

崇祯皇帝的这一决策是对是错，都随着计划的流产变得难以判断，但由于当初32人的西洋火器雇佣军的出奇制胜，很多后人都评价为错失良机。

小结：

如果说，借助于葡萄牙火器部队的援助来打赢当时的清军是一次良机，那对于大明朝来说确实是有点可惜。

不过第一次的胜利，多少具有因为清兵措手不及而出奇制胜的色彩，在对方拥有了同样的火器及应对措施以后，能不能再次的奏效谁也说不好。

历史上借助于外部力量而取得最终胜利的例子并不多，所以发展自己内部的军事力量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