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8日，二万一千八百余名红军战士从甘肃省靖远县虎豹口渡过了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

入冬后的西北高原风雪交加，奇寒彻骨。西路军战士们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单衣，几个月的征战下来，早已破烂不堪，他们的手脚被冻得僵硬，耳朵、手指被冻坏，拉不开枪栓，战斗力大不如前。

再有，战士们缺乏后勤补给，穿的、用的，绝大部分靠从敌人手中缴获，枪支弹药更是紧缺，平均每三个人才一支枪，每支枪平均才配有六发子弹。

另外，西路军以步兵为主，面对的却是以骑兵为主力、数量占优势的马家军。

饶是这样，西路军还是不屈不挠地与强大的敌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血战。

西路军的主力由红5军、红9军和红30军组成。

红5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兵力。红9军和红30军是能征惯战的百战之师，其中红9军有两个被授予荣誉称号的主力团，30军也有三个，分别是“能攻钢军”第263团、“夜老虎”第265团、“能守钢军”第268团，这三个团组成了88师。

在古浪，红9军由于轻敌，被马家军包围，虽然突围成功，可损失巨大，导致以后无法恢复元气，一蹶不振。

这样，西路军的歼敌重任就落在88师身上。

为了接应在古浪地区失利的9军，师长熊厚发带268团东返；余部则由师政委郑维山带领继续西进。

郑维山是河南省新县泗店乡泗店村屋脊洼人，家境贫寒，读了一年私塾后便离开了学堂，替地主放牛。

郑维山的父亲郑国麒曾是村苏维埃农协主席，参加过黄麻暴动。受父辈影响，郑维山12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童子团，任分队长，站岗放哨查路条。

郑维山15岁正式参加红军，历任班长、分队长、连指导员、团政委、师政委。

1934年11月，不满20岁的郑维山任红30军第88师政委。

郑维山当政委后的第一仗是夜袭陇南五里墩，该役，打垮敌4个团，俘敌300余人。一时间，部队纷纷传颂“新来的政委是个胆子特别大的猛将”。

随后，郑维山率部参加了广元昭化、陕南、强渡嘉陵江、北川土木、江油中坝以及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百丈关决战，在这些战斗中，他将88师“近、快、猛、狠”的战斗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1936年12月初，西路军西进至四十里铺至山丹地区，徐向前和陈昌浩接到了中央军委要求就地开创河西永（昌）凉（州）根据地、牵制河西马家军、策应河东的电令。

中央军委之所以暂时改变西进打通国际通道的计划，是因为西路军在河西的搏杀强有力地牵制了二马兵力，使之不能向西，从而使河东出现了对红军有利的局势。而张学良、杨虎城也答应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建议河东、河西的红军都暂留现地，等他们去说服蒋介石抗日，争取西北局势的变化。

可是，永昌、凉州一带处于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地势狭长，北临大沙漠，南靠祁连山，临近西宁，既为二马视为禁脔之地，而且又人烟稀少，寒冷凄凉，不利于我军筹集粮食、衣物，尤为致命的是，这儿的地形平坦，合适敌骑兵来往驰骋，我军只能被动挨打。

另外，这一带回汉杂居，多年封建统治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多数人家有子弟在“马家军”当兵、或者参加了反动民团，根本不了解我党、我军的政策，我军想要在河西走廊根据地实是谈何容易！

而西路军在四十里铺的停驻，很快就招来了马家军骑兵的疯狂攻击。

蒋介石也兴冲冲地派三十个师的兵力前来助战。

这使得四十里铺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绞肉场。

郑维山仅以88师的263团、265团两个团的兵力与马匪军的五个团展开了殊死激战，八个昼夜后，歼敌八百余人，获得了西征以来少有的胜利。

马家军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改变了策略，转向永昌以西，迂回水磨关，企图切断30军所在地永昌及红5军所在地山丹的联系，进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88师急驰水磨关，击溃了马匪军，粉碎了其战略意图。

接着，88师又杀回永昌城，连续击退了马家军五个旅、四个民团的轮番攻击。

可以说，从四十里铺一战开始，郑维山率领88师官兵是无日不战，无夜成眠，虽然大量杀伤敌人，但88师也减员严重，只剩下一千多人，战斗力大为削弱。

12月12日，发生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亲日派何应钦惟恐天下不乱，准备出兵西安“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河东局势随即紧张起来。

为了应付河东复杂的局势，党中央命令西路军放弃创建河西根据的计划，于12月24日东返，逼近兰州，以配合“西安事变”的解决。

接到该命令，西路军上下一片欢腾。

岂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军委又令西路军第二次西进。

西路军将士每一个人都清楚，现在的情况是师老兵疲、损力折将，而且枪支弹药和衣食奇缺，再次西进，肯定是凶多吉少。但是，为了顾全大局，牵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保证河东红军主力的行动，全军将士都决定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与马家军、蒋介石“剿匪”军抗争到底。

这样，最后的悲情时刻终于来临了。

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集中四个旅另三个团和一部分民团猛攻高台，驻守高台的红5军3000勇士与敌浴血奋战了七昼夜，军长董振堂血洒高台，红5军基本全军覆灭。而驰援高台的西路军骑兵师在途中被敌包围，大部损失，师长黄彦俊和政委秦坚道壮烈牺牲。

至此，二万二千人的西路军损失过半，只剩下一万多人。

西路军总部驻扎在临泽以南的倪家营子，为了保护总部安全，郑维山率88师与马家军六个旅和大量民团共七万余人血战了二十多天，虽说杀伤敌军一万多人，但自己也损失过半，而且弹尽粮绝，渐入绝境。

这种情况下，陈昌浩终于在2月21日晚传达了突围的命令。

当晚，突围成功。

24日，西路军进至甘肃南部的西洞堡、龙首堡一带。郑维山对总指挥徐向前说：“目前局势，只有不惜代价突向祁连山，而后从山里转头东返，我军才会有转机。”

可是，中央军委并没有西路军东返的指示。

已暂时脱离险境的陈昌浩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重返倪家营子，尽力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

由此，倪家营子注定成为了西路军的伤心地。

重返倪家营子的西路军再次陷入了马家军的重围。

没有了枪支弹药，战士们就用梭镖、大刀、石头、木棍与敌人拼杀；兵员紧缺，郑维山就动员起所有人员投入决战，甚至重伤员也加入了战斗。

又经过了七天血战，为了避免灭顶之灾，西路军只好再次突围。

战士们凭着惊人的意志力，拖着疲倦饥饿的身躯，迎着刺骨的冷风，浴血突出重围，向祁连山转移。

在掩护总部和伤病员进山的战斗中，9军政委陈海松壮烈牺牲。他倒下时，就在郑维山身边不远。此前，郑维山曾提醒他要注意隐蔽，但几分钟之后，陈海松就倒在了血泊中。

265团政委黄英祥更是死在了郑维山的怀里。

黄英祥中枪倒地后，看见政委不顾一切冲上来抱着自己，便拼着最后一口气说了几个字： “我枪里……还有几发子弹……”

若干年后，在做电视访谈节目时，已经垂垂老矣的郑维山老将军回忆起这一段，忍不住老泪纵横，说：“英祥死前，想到的不是家人，而是叮嘱我，他枪里有子弹，让我用他的枪继续战斗。”

转移到康隆寺后，30军全军只剩下两千来人，89师264团已拼光了，88师也遭到巨大损失。9军只剩下几百人。

奉命在左后方担任掩护任务的郑维山手上兵力不足二百人，为了掩护总部在山上突围，这二百多人战斗到最后，仅剩下郑维山和副师长熊德臣两人。而郑维山在举枪与敌人对射时，枪面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头部被飞溅起的碎片击中，满脸鲜血。

面对电视台记者，郑维山老将军无限悲凉地说：“我 所谓的要饭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熊德臣有伤留在当地乡亲家里养伤，郑维山孤零零一个人蹒跚东行，几个月来，没换过衣服，没刮过胡子，蓬头垢面，靠乞讨渡过了黄河。

老将军在回忆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好不容易过了黄河，看到了我们上一年渡河前在石壁、大树上写的革命标语，一字字、一行行，清清楚楚，历历在目，而战友们都已经牺牲殆尽，我忍不住放声大哭。我也因此发誓，这仇，一定要报！”

1949年1月，气势磅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落下了帷幕，蒋家王朝已是末日穷途。但蒋介石仍想垂死挣扎，想依靠西北尚存的40万国民党军队及马步芳、马鸿逵等匪军翻盘。

然而，任何丑恶势力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号令。郑维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军长的身份前来兰州实现自己报仇的誓言、解放西北。

猖狂一时的马家军无法接受灭亡的命运，集结兵力在兰州与解放军决战。

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叫嚣说：“我要让彭德怀栽在兰州城下，尝尝我马家军的厉害！”

这次战役里，郑维山的第63军的主要任务是攻占兰州的东南屏障窦家山。

憋了一口恶气的郑维山对第189师师长杜瑜华、政委蔡长元及第187师张英辉等人说：“你们要多用点穿甲弹，把敌人的工事都搞掉，叫敌人尝尝我们铁拳的厉害！”

战斗打响后，郑维山的第63军向敌人的阵地倾泻了一万多发炮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溃不成军，黄河河面上漂满了敌人的尸体。

战后，彭德怀批评了郑维山的第63军火力过猛，说道：“我一野的炮弹就只有一万多发，全给你们63军一脑打光了。”

郑维山不管，他就觉得这么干痛快。

8月30日，解放军入城仪式结束后，郑维山独自登上兰州城垣，向西遥祭当年的西路军战友。

五十年后，1998年4月，已经84岁的郑维山将军在例行身体检查时，被诊出有肺部肿瘤，需要做切除手术。大家一开始不敢告诉他病情，他说：“有什么好隐瞒的，大不了是个死，我们这些人要死也早死过几回了。”知道是肺部肿瘤，老将军仍然是该吃吃，该睡睡，殊不以病为意。医生要给他做手术，他拒绝用麻醉药，说免得日后会影响记忆和恢复。

老将军之举，让人肃然起敬。

但更让人崇敬的是：一年后，病情发生变化，老将军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化疗。治疗期间，他写下了遗嘱，大意是：死后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尸体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祁连山和河西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