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24日，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英国剑桥家中去世，身后留下一部至今仍在继续出版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但，1938年之前，其实是没有李约瑟的。

剑桥大学教授尼达姆学界知名、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但在一位中国女子来到剑桥之后，他从此收获了李约瑟的名字。这之后他仍然是学界知名、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但最根本的不同，是他知道、了解并爱上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并为此将后半生的精力投入其中。

剑桥大学悬挂的李约瑟像，画家詹姆斯·伍德绘

他这一生以搭建沟通桥梁的能力闻名于世，包括科学与信仰、富裕与贫困、旧世界与新世界，但最著名和最不朽的，则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桥梁。

三十年来，跟李约瑟一样迷恋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或许还有，但像他一样具有那样宏大深远的影响力的，却应该是再无后者。

壹

尼达姆的医生父亲，只用了六星期的时间就决定娶他的作曲家母亲，然后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来后悔这段因为过于仓促而不幸福的婚姻。

结婚八年后，他们才生下了唯一的一个孩子尼达姆。幼儿时期，严厉而博学的父亲就开始教他识字，而母亲则在门外以大声敲门来抗议，“孩子年纪还太小。”但尼达姆实在有学霸的禀赋，他十岁时一边学习德文、一边读《历史哲学》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假期他被父亲带去法国学习，十二岁时已经能说一口过得去的法语。十四岁时他进入的昂德尔中学，也是英国最古老、最有名也最昂贵的公立学校之一。

有天赋、有环境之外，还有幸运。1918年，尼达姆被皇家海军征召为代理中尉，但一战刚好在这年八月接近尾声，尼达姆得以在十月里进入剑桥大学就读。虽然在那场席卷世界的大流感中也被感染，但尼达姆很快恢复了健康。三年后，他拿到了化学的学士学位，进入剑桥生物化学巨匠霍普金斯的实验室深造。全新的实验室里除了当时全球最优秀的导师、最顶级的设备之外，还有一群年轻而智商极高的女性，因为霍普金斯是当时少数赞成女性从事研究的学术界人士之一。

这些女性中的莫伊（Dorothy Moyle），在1924年9月成为了尼达姆的妻子。莫伊比尼达姆年长4岁，在婚礼仪式举行前，他们对彼此和朋友都说得很清楚——仅仅瞒着父母——这段婚姻将是彻底的现代开放式婚姻：只要愿意，他们双方都可以与其他异性交往；他们的婚姻将不受通常的忠贞要求所限。

莫伊与尼达姆于结婚当日合影，他们还刻意选择了9月13日周五这个“不吉利的日子”。 在尼达姆的描述里，莫伊“个性不浮夸、凡事讲理，从不夸夸其谈或刻意与众不同”。

尼达姆的父亲死后给他留下一笔遗产，他的叔叔亚瑟帮他打理，因此生活无忧；一拿到博士学位，尼达姆就被遴选成为学院院士，可以享受到剑桥所能提供的各种特权和便利。1931年，尼达姆完成了《化学胚胎学》这套三大本的巨著，收获好评如潮。能对八种语言运用自如的他，被比作中世纪的思想家伊拉斯谟，最博学多才的学者之一。

尼达姆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1937年的某个午后。研究室里的他，听见了访客的敲门声。

贰

鲁桂珍比尼达姆小4岁。1904年9月8日，她出生在南京的一个药材商家庭，父亲鲁茂庭受过西方教育熏陶，因此并不重男轻女，且很早就教她识字。

1916年，鲁桂珍以第一名考入明德女子中学。几年后毕业时鲁茂庭想让她停学工作、作为长女一起支撑家庭，但母亲陈秀英却以为女儿特别聪颖好学，不该断了她的前程。最终母亲成就了鲁桂珍：1922年，她顺利进入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她又北上，赴北平协和医学院进修病理学，并在那里与后来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成为密友。

鲁桂珍像 图源 耶鲁大学

结束进修之后，鲁桂珍到上海工作了几年，其间一位空军军官成为了她的男友。后日寇袭来，男友在作战中不幸殉国，这令鲁桂珍伤痛欲绝。这时她工作的研究院为她争取到去剑桥留学的机会，于是1937年8月底，在海船上漂了一个多月的鲁桂珍抵达剑桥，同行的还有金陵大学毕业的王应睐和燕京大学毕业的沈诗章。霍普金斯在研究所迎接他们，莫伊则带领他们到各自的研究室，而她将会担任鲁桂珍的导师。

来剑桥之前，鲁桂珍早已读过尼达姆的著作，但她不知道尼达姆的年龄。敲门的时候，她心想：我就要见到一位须眉皆白的老人了。

但现实出乎她的意料：站在她面前的尼达姆高大英俊、肌肉紧致、声音洪亮、神情专注，穿着被化学制剂烧得到处都是破洞的白色工作服，时不时有绺头发掉下来遮住前额，不得不用手往上撩起。

实验室里的年轻尼达姆

多年之后，尼达姆回忆，“1937年，三位中国研究生到我们剑桥的实验室来念博士学位，当时的我正忙于胚胎学和生化研究。他们的聪慧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更甚于剑桥对他们的震撼。”后来沈诗章去了耶鲁执教，而王应睐则以领导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而享誉世界。

缘分这件事很奇妙，尼达姆和鲁桂珍很快坠入爱河。莫伊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三人常常以同事、师生兼朋友的身份出游。莫伊非常欣赏鲁桂珍的聪明、毅力和勇气，即便从自己的学生变成了丈夫的情人，对她的欣赏也没有减少。至于剑桥的圈子，更是思想前卫开放的一群人，对此司空见惯。

在剑桥时的鲁桂珍、尼达姆和莫伊，三人最终一起生活长达半个世纪

于是有一次，正享受香烟的尼达姆问鲁桂珍，“能不能把香烟的中文写给我看？”鲁桂珍写完之后，尼达姆照着写了一遍。悟性超高的他马上就明白：跟以往所学的字母文字相比，中文这种象形字的结构实在是太与众不同了，一个位于东方的神秘大门正在他眼前开启。

于是他对鲁桂珍说：“我一定要学会这种文字，不然我宁可一事无成！”

学中文的第一步，是先有一个中文名。鲁桂珍为他选择“李”为姓，因为这个字与Needham的首音节发声近似；选择“约瑟”为名，是因为从十七世纪来华的传教士起，“约瑟”就是“Joseph”的标准译名。

从此尼达姆淡去了，广为人知的将是李约瑟。甚至莫伊也在李约瑟的影响下，有了自己的中文名：李大斐。只是对于三十八岁的李约瑟而言，从头学习与字母文字完全不同的中文，确实不是一般的艰难。

但李约瑟并未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他除了日常教学和科研任务之外，把所有时间都投入来学习中文：不仅是口语白话文，更有《管子》这样的文言文；不仅仅是会读，还用毛笔来练习书法。对他而言，学习中文“是一种解放，好比在热天里游泳，潜入中文表意文字闪闪发光的透明世界。”

通过语言文字，李约瑟彻底爱上了中国。

叁

1943年，李约瑟计划穿越半个地球首次前往中国，为此他专门先去纽约见了鲁桂珍一面，告诉他当时的一个想法：科学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近代西方一样发展？

亲身在中国游历三年（1943~1946）之后，这个问题在李约瑟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终于他决定要写一本书来阐明，这就是一开始定名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954年首卷出版后，终于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

1990年在中国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首卷书影

中国古代的科技，以及影响和渗透在科技中的人文思想，让李约瑟沉迷而不可自拔。一度有一时期，李约瑟一边站在剑桥医学院讲台上教他的老本行胚胎学、生化学，比如软体动物的甾醇代谢作用，一边整个脑子里都是中国船的结构。

从1959年开始，李约瑟完全放弃了教学。

而鲁桂珍结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后，回到剑桥长居，也成为了李约瑟的合著者和终身伴侣。1978年时，李约瑟曾经考虑是否要不假他人之手、两人独力完成这部书，后来发觉“我们不可能亲自完成它”。中国的古代科技与文化，实在是太浩瀚的主题了。

八十七岁那年莫伊去世，两年后他正式迎娶鲁桂珍。在学院教堂举行婚礼后的餐会上，李约瑟表示，两个八旬老人相依站在神坛前似乎有些惊世骇俗，但我想的是“宁可迟到，切勿错过”。

鲁桂珍于1991年去世后，李约瑟曾写信向他七十岁时的爱侣、加拿大华裔女子时学颜求婚，但未能成功。

鲁桂珍与李约瑟在剑桥的婚礼 图源：李约瑟科技与文明基金会（香港）

一生精力旺盛的李约瑟，从中国回来之后，就改变了睡前晨起穿西式睡衣的习惯，代之以中国长袍。他深深迷恋中国的道家思想，自号“十宿道人”。他的研究所外有小溪环绕，溪上有酷似河北赵县的隋代赵州桥……正是对中国文化与科技的热爱和迷恋，令李约瑟始终维持体内的求索之火不熄，直至生命的最后。直到年过九十，李约瑟仍然维持一天至少五小时的工作。

作为生物化学领域的科学家、科学与宗教相联系的哲学家、肩负社会责任的活动家以及连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科学史家，李约瑟都获得了公认的成功。他留下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众多贡献，但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也仍然吸引着各界人士思考答案，但李约瑟并不认为自己是像荷兰的高罗佩那样的汉学家。

年过九十的李约瑟在剑桥研究所的工作室里

也许还是鲁桂珍的描述最为准确：“他像是一个接受了通才训练的剑桥大学生，常常受到鼓励要在主业之外，保持敏感和好奇，广泛探索。”

好奇心，才是尼达姆最终变成李约瑟的原因。

文/启凌 编辑 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