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作为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蒋介石能够留给中国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了。

“攘外必先安内”的由来

“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并非是蒋介石的原创，而是出自北宋宰相赵普之口。他在给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封奏折上写道：

“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此话说起来简单，但要想执行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究竟是采取联合的方式，把一切力量都集合起来一致对外呢？还是以强力的方式把所有的反对声音和反对力量全部消灭，然后再整顿力量一致对外呢？

最后的结果其实大家都知道，蒋介石采用的是强力的方式，想要通过这种方法把全国的政令、军令统一，然后再一致对付日本人；而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却是统一战线的方式，把全中国能够联合的力量全部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成功，而国民党只能逃到海峡对岸那座小岛上去的主要原因。

细究起来，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方法是得人心的，而国民党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失去了人心。

“攘外必先安内”的对象分别是谁？

对于“攘外”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人。而“安内”的对象则有两个，一是共产党，二是分布在各地的地方实力派，即军阀。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不积极抗日的理由都是“攘外必先安内”，哪怕九一八事变后丢掉了东北，他仍然不改初衷。

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确实无法与日本相比，这是客观存在的。蒋介石虽然不是什么军事家，但他毕竟在日本学过军事，又久居高位，眼力还是有一点的。像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相比战力是5：1之类的话，最早就是出自蒋介石之口。

但单纯的军事原因并不足以让蒋介石放弃抵抗，他最担心的是以下三个问题。

蒋介石最担忧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深为忌惮

蒋介石有一句“名言”：

“若于倭赤二问题并论，则赤急于寇，决先灭赤而后灭倭，以对赤之主动尚在于我身，而且其患莫大也。”

在这段话中，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害怕要超过日本人，他宁肯不打日本人，也要先把共产党消灭。在他的眼中，共产党是一群有理想，有纲领，有着高尚情操的人，他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国民党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如果让共产党人成了气候，那将来代表中国与日本进行战争的可就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了，这可是最大的事。

因此，蒋介石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九一八事变、长城抗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宁肯前线兵力不足，战事吃紧，也不肯把“围剿”红军的部队撤下来增援前线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对民众的抗日决心、潜力和力量既估计不足，又心存畏惧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和爆发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党都认为抗日是国家和军队的事，与普通民众无关。这其中既有蒋介石与国民党内部轻视全国民众对抗日的决心、潜力和力量的成分在内，又暴露出国民党害怕民众起来抗日会动摇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动员群众方面，共产党号召民众的能力令国民党拍马不及，一旦放手发动群众，那这些群众在很大程度上会站到共产党一边。这并不是蒋介石在杞人忧天，而是他有亲身体会，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无数实例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国民党难道就不想学吗？这个本领国民党不是不想学，而是先天不足，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根本无法与人民大众站到一起，这是两个政党的阶级属性决定的，无解。

第三个问题：对内部的反对势力不放心

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垮了，余部分散各地，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阎锡山则老奸巨猾，虽然避难大连，但仍牢牢掌握着山西军政大权；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虽然被逼出洋，但仍不死心，始终在蠢蠢欲动；四川的刘湘虽然没有大野心，总想保住他那个“四川王”的宝座，但毕竟和中央离心离德；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军又始终高喊要打回老家去；汪精卫手中虽然没有兵权，但依仗其老资格和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时不时地发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些都是蒋介石认为的内部不安定因素。

蒋介石又是一个把“排除异己”奉为圭臬的人物，他又岂会在没有把内部完全整合之后就与日本开战呢？

蒋介石应该是这样想的，如果开战，由于自己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军令、政令的统一，那顶在第一线的只能是他的中央军，也必定会损失巨大。当自己赖以支撑统治的军队丧失殆尽，那些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必定会起来推翻自己，取而代之。

可事实证明，蒋介石再一次低估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决心。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军队仍未完全整编之时，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声号令下，各路原本打生打死的军阀们抛弃成见，集中了他们能够拿得出手的所有精锐部队奔赴前线，即便伤亡巨大，即便血流成河，仍然前赴后继，奋勇杀敌，充分体现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决心。

那么，蒋介石对“攘外”就没有进行准备吗？

蒋介石的“攘外”之策

如果说，国民党没有在对日战争方面进行一点准备，那也不是事实。从国民党邀请德国顾问团开始，一系列针对日本作战的准备就已经开始了。如建立教导师、建立德械师，建立比较现代的兵工厂、围绕着南京建立国防工事等，但国民党对于准备对日作战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低于“围剿”红军和地方实力派所付出的代价。

先不说“围剿”红军付出的代价，就以九一八事变为例，蒋介石之所以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就是准备把整个东北放弃为代价来换取自己准备抗战的准备时间。

在当时，日本侵华的策略有两个，一是“蚕食”，二是“鲸吞”。在蒋介石看来，日本占领东北后，势必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消化，在这个时间内，日本是无力对关内发起战争的，他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来“消灭异己”，即他所谓的“安内”。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的做法。可是蒋介石忘了，东北已经易帜，已经属于中华民国领导了，早已经不是军阀的地盘了。即便东北是军阀的地盘，难道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了吗？他这种做法无疑是把东北三千万民众给抛弃了，他能不失去民心吗？

紧接着，在长城抗战之后，冀东又出现了一个由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600万民众再一次被蒋介石抛弃了。

这就是蒋介石的“攘外”之策。一方面进行微不足道的武力准备，一方面把几千万的人民扔给日本来作为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缓冲。他有考虑过几千万民众的想法吗？

如果说，他把民众抛给日本仅是为了争取抗日的准备时间的话，手段虽然恶劣，但尚有一丝可取之处，可是，他的目的却不仅如此，他想以这种方法换来的时间进行“安内”，这就是不可饶恕的。

因此说，蒋介石所谓的“攘外”之策是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而日本方面呢，对蒋介石的这种策略是表示欢迎的，因为“蚕食”政策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一种方式。

在当时，日本虽然在军事上要优于中国，但毕竟国小力弱，想要一口吃掉中国，并且完全消化掉，是不现实的。别看日本在全面侵华之前屡屡叫嚣要对中国发起战争，但是其高层很清楚，这都是在吓唬蒋介石，想要达到其不战而胜的效果。因为日本如果与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其国力最多能够支撑三年。别看日本口口声声宣称要在“三个月”、“六个月”灭亡中国，其实这是在为自己壮胆。

而且，日本的敌人不仅中国一个，北面的苏联，南面的英美，都是其意欲称霸世界的强劲对手。一旦陷入中国战场，它又拿什么与苏联和英美对抗呢？

因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才不过一年多的时间的武汉会战之后，日本就迅速停止了在中国大陆的全面进攻，改为划区守备的策略。为何？他们已经打不起了。

因此，蒋介石对日本的示弱，恰好满足了日本想要“蚕食”中国的目的，因为“蚕食”相比“鲸吞”，其隐蔽性更强，“吃相”不至于太难看，有很强的欺骗性，不容易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日本为了消化东北和冀东地区，还祭出了溥仪和殷汝耕这两个傀儡，其目的就是要“以华治华”，达到其“蚕食”的目的。

因此，“蚕食”远比“鲸吞”更为可怕。

对于日本的诡计，其实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已经看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就曾大声疾呼：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这句话该如何理解？从字面的理解是中国不要投降，要抗战到底，但实际上何尝不是打破日本“蚕食”中国的图谋，逼迫其与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争的方略呢？

一旦讲和，就意味着中国要付出莫大的代价，被日本人继续“蚕食”，继续增强其实力；而永不言和，拖住日本打下去，就会使日本根本没有时间来消化中国，以日本的国力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这是蒋百里对日本进行深入了解之后得出的最为精准的判断。在蒋百里看来，日本是有着“蚕食”中国的能力的，但是，“鲸吞”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是做不到的，是会把他们噎着的。

事后证明，蒋百里的判断是正确的。

其实，日本的高层也知道这一点。上文曾经提到过，他们之前所宣传的“三个月灭亡中国”其实是在给自己壮胆，是想要通过这个手段起到恐吓中国和鼓舞自己的双重作用。

可不幸的是，这种论调不仅使中国一些丧失了民族脊梁的汉奸们信了，连日本军队中的一些中下级军官们也信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时，日军认为，他们全面占领中国的机会到了。可是，日军中的一些“明白人”，如石原莞尔等人却认为，他们之前精心准备的用于“蚕食”中国的手段全完了。因此，他们开始补救。在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会战之后，日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国来求和，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场突如其来的全面战争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换言之，不仅中国没有准备好，日本也没准备好。

对于抗日战争而言，早打比晚打好，早打，在双方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中国有坚持下去的希望；而晚打，日本通过“蚕食”中国，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已经达到，其战争潜力愈发强大，将对中国愈发不利。而且从国际局势来看，早打，中国就会牵制住日本北进或南进的步伐，这将对苏联和英美都有利，将会为中国赢得全世界的同情和援助。也因此，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苏联和英美都向中国输出援助，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中国战败，将会有上百万的日军将对他们作战，现在帮助中国，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

既然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难道蒋介石就不明白吗？

其实，他也明白。可是他最在意的并不是如何抗日，而是由谁来指挥抗日的问题。这有点类似一战时期北洋政府参战的一幕，参战是必须的，可究竟该由直系和皖系哪一方代表中国参战呢？蒋介石此时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和那个时期类似。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了吗？

蒋介石的做法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无疑是最为典型的一个受害者。

张学良的苦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他苦就苦在明知道蒋介石是把东北卖给日本人，作为其“安内”之后“攘外”的缓冲，但出于维护蒋介石权威的需要又无法明说，还要挨着国人的痛骂。

终于，张学良忍不住了。于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沦为了阶下囚。

可是，经过了此番波折后，蒋介石一反常态，对抗日的态度突然积极了起来，难道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

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很有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全国民众乃至于军队对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令其震惊，尤其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竟然以“兵谏”的方式向其施压，这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对蒋介石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既然张学良和杨虎城成为了以“兵谏”方式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第一人，如果他不改弦易辙，那就会有第二人和第三人。

第二个原因

他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日本的“蚕食”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总被忽视，他就是蒋百里。蒋百里作为斡旋人所起到的作用恐怕不止劝说蒋介石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的意见，很有可能在此期间他给蒋介石详细剖析了日本“蚕食”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让蒋介石有所悟。

第三个原因

共产党放弃了“审蒋罪行”的决策，并且承诺：

“红军必受蒋先生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

共产党的诚意令蒋介石动容。十年“围剿”，他杀了多少共产党啊！可在举国要求抗日的局面下，共产党放弃仇怨，肯于奉其为主，听其指挥，确实令蒋介石没想到。

第四个原因

国民党的内部已经开始不稳，何应钦之流开始蠢蠢欲动。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中，何应钦是蒋介石之下的第一人，在他的命令下，中央军已经开始向陕西进兵，飞机也多次光临西安，投下多枚炸弹。飞机投弹到不见得能把蒋介石炸死，但是这却是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一种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张、杨的部下很有可能会压不住火把他一枪崩了。如果他死了，大权必将落入何应钦之手。以何应钦的本事，他注定做不长这个位置。如果他不马上回去，后果难料。

第五个原因

他是真得害怕共产党或张、杨所部把自己给杀了。

第六个原因

这个原因应该是蒋介石最为阴暗的心理。他正好可以借着抗日的名义把各路与他离心离德的部队派到第一线与日军作战，连共产党的军队也不例外。你们不是要抗日吗？你们不是表示服从我吗？那就把你们都派到前线去。当你们都打光了，“攘外”完成了，“安内”不也成功了吗？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也收获了共产党对他释放出的善意，给了他所谓的“安内”一个合理的台阶，既然他最大的对手共产党都表示愿意服从中央的领导，其他的地方实力派又算得了什么呢？可谓是有里有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全国一致抗战的局面初步形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暂时在明面上偃旗息鼓了。

但以“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而论，“安内”二字是重点。究竟该如何“安内”呢？在大敌当前的不利局面下，最好的做法就是抛弃一切成见，联合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集中一切力量一致对外，即统一战线，而不是对持不同意见者采取消灭的办法，即“排除异己”，这样只能便宜日本侵略者。

“攘外必先安内”，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