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确立统治地位并扩大霸权，是维持帝国繁荣的唯一手段。后来，现代化的世界，共融的世界，让人们误以为帝国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一个更加自由，更加文明的世界，在沟通合作中诞生了。当我们回过头看，这个“新世界”或许只是昙花一现，当美国用军队和经济掌控威胁这个世界时，人们仍然会想起那些旧统治者在帝国时代的贪婪与邪恶。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格雷格·格兰丁的《神话的终结：从开疆拓境到画地为牢的美国史》以边疆理论为钥匙，解构了美国二百余年通过地理扩张与意识形态输出转移国内矛盾的深层机制。

作为普利策奖（非虚构作品）获奖作品、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作品，本书另辟蹊径，用边界的变化来诠释200多年来美国的外交内政史，让读者通过边境的变化来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改变，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当美国用“自由边疆”的神话掩盖种族主义、经济不平等等痼疾时，其向外转嫁危机的策略反而催化了内部极端主义的反噬。从西进运动到阿富汗战争，从冷战到特朗普主义，作者通过大量历史案例展现了“扩张即逃避”的国家叙事如何最终将美国困在自我构建的高墙之内。

美国建国初期的“天定命运论”将领土扩张塑造成解决社会矛盾的终极方案。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理论”所宣称的，向西开拓的土地，所谓的牛仔世界，不仅塑造了美国式个人主义，更被赋予消弭种族矛盾、弥合阶层裂痕的作用。

这种思维方式在20世纪演变为全球扩张逻辑，当国内爆发民权运动时，肯尼迪政府选择将“新边疆”定义为太空竞赛；当越战引发社会撕裂，尼克松则用“关岛主义”将战争甩给亚洲盟国。

格兰丁指出，这种“地理疗法”本质上是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内部矛盾，正如马丁·路德·金在1967年控诉的：“越南战场上的火焰喷射器在我们的城市里煽风点火，该在越南爆炸的炸弹却在国内炸响。”

资本扩张与军事霸权构成了转嫁危机的双引擎。19世纪末美西战争中，美国以“解放古巴”为名夺取菲律宾，实则为本土垄断资本开拓海外市场。冷战时期，马歇尔计划表面推动欧洲复兴，实则通过美元霸权将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全球债务。这种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达到顶点：华尔街制造的次贷危机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转嫁给全球，而国内愤怒的选民却被引导将矛头指向移民而非金融资本。历史证明，每次扩张创造的短暂繁荣期都在加剧社会财富分配失衡，为下一次危机积蓄能量。

当地理边疆在20世纪末宣告闭合，美国开始制造虚拟边疆。克林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将互联网塑造成数字时代的应许之地，小布什则以反恐战争重新划定文明边疆。但这类象征性扩张已无法消化内部危机：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暴露的种族隔离、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显示转嫁机制已然失效。格兰丁在书中特别剖析了阿富汗战争的象征意义。这场持续18年的无休止战争吞噬了2万亿美元军费，却让塔利班控制区域较2001年扩大了三倍，成为美国式扩张彻底破产的活标本。

书中数据显示，20世纪下半叶美国人均GDP虽然爆炸式增长，但中等收入家庭实际收入增长不多，而顶层1%人群财富占比却暴增。这种经济断裂带与种族矛盾产生共振效应，当华尔街用金融衍生品将拉美移民变成金融猎物时，白人蓝领却将自身困境归咎于“抢走工作的墨西哥人”。特朗普正是利用这种错位的愤怒，将边境墙塑造成最后一次边疆开拓，实则标志着美国从扩张转向“自我封闭”。

格兰丁认为，特朗普主义并非凭空而降，而是边疆神话的产物。从安德鲁·杰克逊的“血泪之路”到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历任总统都擅长将内部矛盾转化为对外征服的动能。但当这种动能随着伊拉克战争失信、金融危机爆发而消失时，极端主义开始向内寻找猎物。2016年大选中，当铸造围墙成为政治竞选理念时，那一张张投来的选票就是最好的印证，印证着美国从所谓的“灯塔”变成了被迫害妄想的困兽。

当美国优先取代自由世界，传统盟友开始质疑其价值观的可持续性。书中引用退役海军将领的预言：“届时第一代老兵的孙辈也将扛起枪”，这种无休止的消耗最终使美国陷入既不能胜利，又不敢撤退的战略困境。

在全书结尾，格兰丁悲观地看到，曾经宣称要“照亮世界”的美国，最终用混凝土墙宣告了自我神话的终结。这种终结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将国家认同建立在对外转嫁危机之上的必然结局。

当扩张红利消失时，被长期压抑的种族仇恨、阶级对立与地域冲突就如火山般喷发，将特朗普推上权力巅峰的同时，也把美国拖入了身份认同的至暗时刻。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解构了美国例外主义的神话，更警示着所有试图用外部征服替代内部改革的“文明”国家。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