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中华总工会的委员长，那个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便是在他的组织下如火如荼地开展。无疑，他是我党早期工运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位列中共中央六届政治局常委，受到了斯大林亲自接见，还得到了他赠送的重礼；他也曾担任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兼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在新四军的创建过程中，他更是名副其实的实际最高领导，尽管叶挺的军长之位名存实亡，而陈毅、粟裕等人当时仅是支队司令，身为副司令或支队司令，级别与他相距甚远。

他，正是项英。时光的长河中，我在翻阅了大量党史资料后，逐渐对他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今天，我将尝试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项英。

一、筹建新四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围剿”中败北，项英与陈毅等人奉命率领残部掩护主力红军转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与敌军周旋了三年，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不仅保存了有生力量，甚至在南方八省的十三个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活动。此事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高度认可，而这支队伍，便是后来的新四军。

新四军的组建，在军部首长的任命上遭遇了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他拒绝让共产党担任军事主官，坚持要自己的亲信担任这一位置。为了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我党最终提出让无党派人士、北伐名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才使得蒋介石勉强同意，且副军长可由共产党人担任。

面对这种局面，中共中央指派项英担任新四军的副军长，同时也兼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和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尽管叶挺迟迟未能到任，军队的实际领导权依旧掌握在了共产党手中。陈毅与项英配合默契，一明一暗，牢牢控制住了军部的各支队。没过多久，项英便在南昌召开了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三个月内，项英与陈毅的努力让部队在皖南汇聚，整编成四个支队，人员达到一万六千余人。新四军由此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革命军队。

二、迅速参战

新四军成立后，项英与陈毅及时提出了部队部署的建议，认为不应将所有力量集中在岩寺，这样不利于今后的发展。他们建议向苏浙皖地区扩展，并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此后，项英迅速派遣部队进行战略侦察，并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作战进展。项英的工作效率与执行力在这场战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1939年4月29日，他报告称：先遣支队已按计划出发，并向中央确认，其他支队将在不久后跟进。仅三天的时间，便高效地完成了部署，展现了他果断与精准的军事指挥能力。

到6月，项英与陈毅已带领部队深入敌后，逐步在茅山一带建立了坚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个战略不仅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也为新四军提供了坚实的战斗根基。项英的军事布局，显示出他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与无懈可击的决策力。

三、注重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项英深知党的领导对斗争前景的决定性作用。他曾明确表示，“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斗争的前途必定迷茫。”为此，他在1939年7月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提出要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并将党组织建设作为支撑军队持续斗争的重要基础。在此过程中，项英强调了党内思想斗争的重要性，要求加强对部队成员的政治教育和统一战线的观念，以防止一切错误思想和行为的蔓延。

四、历史的功过与反思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奠基人之一，肩负着巨大的历史责任。尽管他在许多方面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抗日战斗中，屡次在艰苦条件下打破敌人的围剿，保护了许多革命力量，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在战略部署上的一些失误，也让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皖南事变”中，项英未能果断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过于坚持自己的“南进计划”，最终导致了新四军的惨重损失。蒋介石的精心布局与敌强我弱的现实条件，使得这一事变成为难以避免的悲剧。尽管如此，项英与叶挺、陈毅等人的默契配合，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项英的历史，不应单纯以功过论断。战争的复杂性与历史的深刻性，决定了每个领导者都无法避免其决策中的瑕疵与失误。然而，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项英无疑是一位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英雄人物。

历史给予项英的评价，或许会因不同视角而有所不同，但他在新四军中的领导地位和贡献，永远不应被忽视。今天，我们回望他的轨迹，不仅要审视过去的成败，也应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而我们，每一位奋斗在时代潮流中的人，都应以项英为榜样，勇敢地迎接每一次挑战，携手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愿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伟大的复兴，愿每一位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幸福努力的先烈，都能在历史的长卷中得到应有的尊敬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