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这座位于湘赣边界的巍峨大山，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次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来到井冈山，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

在通讯条件极其落后的年代，两支辗转千里的部队是如何找到对方的？这背后有一个关键人物——何长工。

何长工不仅是秋收起义的参与者，更是促成朱、毛会师的关键人物，曾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资历深厚的“嫡系中的嫡系”，却在长征草地分兵之际站到了张国焘的一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做出了这般令人费解的抉择呢？

一、革命引路人的成长轨迹

1900年，何长工出生于湖南华容一个农民家庭。五四运动后，他怀着救国理想赴法勤工俭学，在那里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革命先驱。1922年，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何长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回国后，何长工被派往湖南开展农民运动。在长沙，他遇到了同样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两人志同道合，很快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27年"马日事变"后，湖南军阀许克祥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何坤（何长工原名）成为通缉对象。毛泽东为了保护这位战友，亲自为他改名"长工"，寓意"永远做人民的长工"。

改名后的何长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他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927年10月，毛泽东委托何长工去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经过三个月的艰难寻找，何长工终于在广东韶关找到了朱德部队。

"太好了！"朱德见到何长工时激动地说，"我们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井冈山的消息，正想去找你们。"这次历史性的会面，为后来的朱毛会师奠定了基础。1928年4月，在何长工的联络下，两支革命武装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长征路上的艰难抉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掌握军事指挥权，立即任命何长工为红九军团政委，足见对其的信任。红九军团在长征中承担着最危险的后卫任务，经常要与追击的敌军激战。

1935年3月，在四渡赤水期间，红九军团奉命佯装主力，吸引国民党军队注意力。这个任务极其危险，军团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因浮桥被提前拆除而与大部队失联。他们在贵州境内孤军奋战两个多月，伤亡惨重，最终才与主力会合。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红九军团已从出发时的11000余人锐减至不足千人。当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见到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时，许多战士激动得热泪盈眶。然而，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实力大减，野心开始膨胀。

8月，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原红九军团改编为红32军，编入左路军。不久，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北上决定，要求全军南下。在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为给自己的分裂行为制造"合法性"，特意安排原红一方面军干部发言。令人意外的是，何长工竟然站在了张国焘一边。

时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的宋侃夫回忆："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几位干部讲话，他们的话给大家造成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主席？"徐向前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会场的气氛非常沉闷，谁都不想出头。于是张国焘先指定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

三、历史选择的深层原因

何长工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结合历史背景，可以找到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红九军团在长征中伤亡惨重，作为军团政委的何长工承受着巨大压力。特别是在贵州单独行动期间，部队几乎陷入绝境。这种经历让何长工对中央的指挥产生了不满情绪。

第二，当时左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部队处境艰难。中央率红1、3军单独北上时，并未通知红5军和红32军。这些被"留下"的部队干部难免产生被抛弃的感觉，这种情绪被张国焘巧妙利用。

第三，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许多干部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出现偏差。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的表象，让一些人误以为跟随张国焘更有前途。加之张国焘的胁迫，使得部分干部做出了错误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处境相似的干部都做出了与何长工相同的选择。红32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就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5军军长董振堂更是多次公开反对张国焘，甚至计划武力迫使张国焘北上。这些坚定的革命者，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党性原则。

四、历史选择的深远影响

何长工在卓木碉会议上的选择，对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仍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但再也没有回到军队核心领导岗位。1955年授衔时，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元老未能获得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