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为《宅兹中国?嬴政篇》中篇

秦始皇面临的统一后困境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之后，秦王嬴政以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遂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自称“始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秦帝国就此诞生。

在以皇帝的身份颁布自己第一份诏书中，嬴政对自己建立的这个帝国，寄予了厚望，“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历计算，公元前221年时的嬴政39岁，按照孔子所说的话，嬴政即将进入“四十不惑”的阶段。然而，面对自己治下这片广袤的土地，如何打造出万世基业，嬴政却有着不小的困惑。

困惑是多方面的，军事、文化、经济、六国旧贵族势力等等，这些都需要嬴政去梳理，去重新建构一套适用于整个帝国的运行体系，而不仅仅局限于原有的秦国土地。

《道德经》曾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然而，嬴政面临的这国家，远远大过夏商周三代，国情之复杂，岂是350年前的老子所能想象的？万幸，嬴政终究是拿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重新组织这个新生的帝国。

然而，嬴政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这一套治国体系，让他在之后两千多年的时光里，背负上了“暴政”和“暴君”的骂名，直至今天，仍旧未能洗刷干净。

后世之中凡是对嬴政抱以“暴君”名义来苛责他的人，其观点万变不离其宗，主要是批判嬴政统一六国之后的治国理念，过于严苛，而缺乏温和，即所谓的不施“仁政”。

每每读到这些文章，我不禁联想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陆各地还潜伏着国民党派遣特务等各种反革命分子约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这些反革命分子对人民政权斗争的策略是“长期潜伏，等待时机，重点破坏与暗害活动”。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10月10日至1953年秋，新中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极大的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其实，在某种层面上，公元前221年的秦帝国与1950年的新中国一样，同样拥有迅速稳固政权的迫切要求。

在公元前221年的那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自上古炎黄开始直至秦统一六国之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华夏”虽存，但却从未真正实现“一统”。封建邦国制度（此处仅指秦帝国建立以前的分封诸侯，建立邦国的历史阶段，非西方历史论述中的封建社会）一直是社会唯一的主流模式，这种形式客观上造成了各国之间虽共享“华夏”之名，却仍旧实际处于分裂状态。

嬴政要的并不是周天子那样的邦国联盟名义上的共主，而是切实的，能够将帝国整体纳入一个中央政府之下，服从唯一一个政权。

但是，嬴政在以军事攻灭六国之后，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国情：是韩赵魏三国被灭后，“三晋大夫，皆不事秦，在阿、甄之地者数百”；是楚国被灭后，“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数百”；是齐国被灭后，留存的齐国田氏宗室田儋、田荣、田横等“皆豪，宗强，能得人”，是公子扶苏所说的“今天下初定，远方黔首（秦统一后对平民的称谓）未集”的极度分裂局面。

在大一统思想尚未兴起，六国旧贵族势力依旧强大且仍有大批六国遗民追随其身后，幻想回到“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其俗”的原有政治格局的时间节点上，又如何能实行温吞吞的“仁政”，要知道，这是公元前221年的中国，不是“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且为民众普遍接受的1902年（梁启超1902年首提“中华民族”之概念）。

即便是梁启超在论述“中华民族”这一现代概念时，也承认“自

黄帝

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华夏一统，始自嬴政。

秦始皇的改革

嬴政的改革，第一项基本措施，即为“废分封，设郡县”。这是嬴政实行之后一系列治国措施的基础。因为只有废除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度，去除地方上各自为政，只知地方邦国，不知中央天子的混乱局面，才能做到全国政令的统一和贯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诏“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在初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架构之后，嬴政接连下诏，相继实行了多种措施，从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锐意改造和打磨这个新兴的统一帝国：

一、“销其兵刃，示不复用”，“收天下兵器，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六国旧贵族势力的反扑，同时抑制当时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持械私斗之风以及打击全国多盗的局面（秦统一初期，多群盗，嬴政曾于公元前216年，带四名护卫微服出宫，结果在咸阳东三十里的兰池遭遇群盗，情势一度危急，最后护卫杀退群盗，之后嬴政在关中地区大索二十日)。

二、“徙天下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此举亦大多针对六国旧贵族势力，将其整体从六国旧土迁徙，以期动摇他们在六国旧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三、“夷郡县城”决通川防，通过拆毁战国时期六国修建的部分城郭，决通雍堵河道的地方，消除六国地区原有的关隘险阻，尽量减少六国旧势力以此发动叛乱的可能。

四、修驰道，车同轨。此举通过构建全国范围的军事交通网，实行全国车辆并轨，以期在地方发生动乱时，帝国中央可以以最快速度进行军事平叛。

五、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此举主要意图是为初步构建全国统一的经济市场，一方面促进各郡县之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交流，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间接削弱了六国旧贵族势力在六国故地上的经济影响力，同时减少六国旧地百姓对其在经济上的依附。

六、“书同文字”，此举一方面统一了全国的政令行文规范，以求中央政令在地方上得到贯彻，同时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统一文字，帝国中央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及文化宣传的主动权，继而可以最大程度的破除秦帝国建立之前的“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其俗”的局面。

这里说一些我的感触：嬴政之前，各国亦有不同的治国理念，但嬴政在统一六国之后，颁布的上述一系列治国措施，无疑是最先进且最完备的，他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他的一些治国理念，在之后的两千多年，被历代统治者所沿用，并不断扩充其内容，哪怕是进入21世纪的新中国，依然在使用：比如“收天下刀兵”（刀具管制及禁枪）、“严禁私斗及打击群盗”（新中国剿匪、扫黑除恶、禁止打架斗殴）、“统一文字”（学习普通话、新中国扫盲运动）、“统一度量衡和货币”（全国统一大市场）、“修驰道”（新中国初期修建青藏公路以及之后的各种路政措施）。

诚然我们现在的治国理念和思想比之嬴政那时要更丰富、更全面，但不得不承认，某种程度上，历史的发展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没有起点和终点。作为第一位统一中国的帝王，嬴政给后世的治国者，在如何迅速稳定和巩固新生的统一政权上面，开拓出一条可行的探索道路。

秦国到底是亡于何种原因

其实，在上述措施之外，嬴政还有三项举措，一是巡游地方，二是意识形态选择，三是接班人。而这三项中，最重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选择及接班人问题。而正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及政权接班人选择错误，直接导致了嬴政身死之后，整个帝国迅速陷入动荡与崩溃。

这里又不得不提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老生常谈的话语，秦帝国的政权崩溃和解体，总是会让我联想起1991年时的苏联解体，尽管二者在政权解体的因素上有着太多的不同，但有两点确实是一致的，即意识形态的斗争及接班人问题。

苏联解体前，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苏共中央在安德罗波夫及契尔年科相继去世后，错误的将戈尔巴乔夫推上国家领导人的位置，这两个因素是苏联的解体的最直接原因。

而秦朝亦是如此，其实我一直认为两千多年来，将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秦朝治理国家时期采取的种种具体的治国举措（即所谓的“暴政”），是不太准确的。

治国的具体措施只是国家意识形态及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集体）治国思维的延伸，其本身带有极强的可调整性，并不是一个政权崩溃解体的最根本原因。

如果妥善解决好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选择及接班人的问题，秦朝的灭亡或许并不是一定的，但历史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