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古代常用“致仕”“告老”“乞骸骨”等词汇来形容这一过程。所谓“致仕”,意味着将个人的官职或职责交还给君主,正式告别仕途,选择安享晚年。
今天所说的“退休”一词,实际上起源于唐代。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其《复志赋序》中就提到过“退休于居”,此言在当时已有“退休”这一概念。
在中国历史的许多朝代,通常将70岁视作一个官员的退休年龄。那么,官员退休之后的选择又是怎样的呢?理想的选择,当然是舒适地度过余生。那些拥有丰厚财富的人,常常选择在京城度过优渥的晚年,享受生活中的各种娱乐与安逸。
然而,历史上也有不少官员选择了与这一趋势相悖的道路,他们宁愿告老还乡,放弃舒适的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驱使这些官员做出这样看似反常的选择呢?我们或许能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一些线索。
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首先是时代背景下的一些客观原因。在古代,有的朝代明确规定,官员退休后必须回到自己的籍贯,若不遵守此规定,便需向朝廷特别申请才能获得批准。更何况,作为人类的一种自然本能,追求更好生活的欲望从来未曾停歇。古代许多人不惜冒险进入仕途,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享受更好生活,甚至为自己和家族创造更有保障的未来。既然他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为什么还要放弃这一切呢?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实际上并非自愿放弃,而是迫于某些因素的压力。
事实上,那些权力越大、地位越高的官员,往往会成为君主心中的威胁。正如古人所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当大权在握的臣子越来越受到皇帝的忌惮时,往往难以善终。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开国功臣年老时,被皇帝以各种借口处死的案例,尤其是在开国皇帝与其功臣的关系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西汉的韩信,凭借开国功勋曾被封为楚王,后来被贬为淮阴侯,最终因涉嫌谋反而被杀害。明朝的李善长,作为开国功臣之一,参与了朱元璋反元之战,并为新王朝的礼制建设作出了贡献,但在年过七十时,因牵涉胡惟庸案而被杀。这些历史事件虽不能完全说明其中有阴谋,但无疑反映出一个事实:当权力过大时,身处其中的臣子很容易成为君主打压的对象。
一个官员即使在京城积累了数十年的阅历和人脉,退休后的身份变化依旧会影响他们的社交网络。如果他们继续留在京城,很容易被误解为仍在背后掌控政局。与其让自己成为潜在的威胁,不如选择远离权力的中心,过上平静的晚年生活。这也是许多曾经手握重权的官员做出“功成身退”的选择的原因之一。
同样作为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在帮助刘邦平定天下后,并没有贪恋权力,而是选择了远离京城的湖北黄袍山隐居,他在山中修建了道馆和书院,过上了宁静的生活,避开了可能的政治纷争,最终善终。他的这一选择也被认为是他智谋和为人处世的体现。张良的聪慧不仅仅体现在治国理政上,更体现在他能在最适当的时机选择退出,避免与权力发生冲突。
然而,并非所有的致仕者都是自愿的。在许多朝代的后期,随着封建王朝的腐化,政治腐败和皇帝昏庸等因素让许多有志之士感到无法继续忍受官场的黑暗与纷争。许多官员因为无力应对复杂的政局,被迫选择告老还乡,或者逃离权力的中心。
例如,明朝中期,内阁首辅刘健曾联合群臣要求铲除权宦刘瑾,但由于未能成功,他最终也选择了辞官回乡。嘉靖皇帝时期的官员们,尤其是谏诤之臣,或被公开处决,或被长期监禁,甚至有些人被贬谪至偏远地方。正如王夫之所言,身为士大夫的他们常常受制于权臣,忍受责难与屈辱,最终通过忍耐保全了性命。
而那些被动退隐的官员,很多并未选择留在京城,而是回到家乡,过上相对安逸的生活。除了逃避官场斗争,还有一部分官员是主动追求乡土生活,热爱大自然的宁静。
中国人素有“落叶归根”的情结,乡土情怀深深根植于他们的文化基因中。在许多告老还乡的官员中,许多人都希望返回家乡,亲近自然,享受田园生活,放松心情,排解压力。例如唐代的郗纯,他在退休后回到了洛阳,过上了闲适的田园生活,自号“伊川田父”。同朝代的郑熏,在告归后则自号“隐岩”,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辽朝末年的马直温,则与妻子一起回到故乡,经营荒废的菜园,过着简单而宁静的生活。
有些官员即使退休后,仍然没有远离学术与文化的追求。他们在家乡开设书院或编撰书籍,继续为社会贡献智慧。宋代的书院文化便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之一。在清代,王鸣盛与钱大昕两位学者,选择在退休后返回苏州,专心致志于著述,分别完成了《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异》两部学术巨著,为学术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结而言,古代官员在退休后选择告老还乡,背后涉及了多重因素的交织。有些官员选择远离官场,追求宁静生活,享受晚年的平和;有些则因政治腐败而不得不选择远离纷争,放弃权力中心的诱惑;还有一些则是深受乡土情怀和自然之美的吸引,选择回到故乡,与亲朋共度晚年。
告老还乡,早已成为古代官员普遍而深刻的选择,背后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情感与智慧。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官员们对个人命运的深刻思考,也揭示了他们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与对自然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