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在长平展开激战，最终赵军惨败，秦军也付出巨大代价。这一年，是战国战局的重要转折点。此时的南方，楚国幅员辽阔，兵源充足，看似有能力趁虚而入，削弱秦国。然而，楚国却并未采取行动，只在后期象征性出兵救赵。为何楚国在最有可能改变格局的节点，选择按兵不动？

长平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60年。这场战役起初由赵国名将廉颇领军，他采取坚守不出的策略，使得秦军久攻不下。然而赵王受谗信谤，换上赵括统帅。赵括虽通兵书，但缺乏实战经验，一味求战。秦国趁机调换统帅，由“人屠”白起接替王龁，采取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法，最终导致赵军四十余万人被坑杀，史称“长平之坑”。

秦军虽胜，但自身也伤亡不轻。据史书记载，秦军也死伤二十余万。战后白起原拟乘胜攻占赵都邯郸，但丞相范雎担心白起功高震主，向秦王进言搁置进攻，转而接受赵国求和。

秦王听信范雎之计，暂缓攻势。数月后又悔意渐浓，再度命军攻赵，奈何白起以“时机已过”为由拒绝出征，秦军由他人统领，围邯郸两年无果，折兵十万。这场接续战，使得秦赵两国皆疲，边疆力量近乎耗尽。

就在此时，南方的楚国本应有机会出击，为何最终只是象征性出兵救援赵国而非主动伐秦？原因要从多个层面剖析，最关键的是楚国对秦的深重心理阴影和日渐衰退的国家实力。

一、屡战屡败，楚国对秦国产生深刻心理恐惧

早在长平之战前，秦楚之间已有多次交锋，而楚国屡战屡败。尤其是秦将白起，对楚军的打击尤为致命。

《战国策》记载：“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馀人。”这是公元前312年，楚军在丹阳被秦军打得大败，主帅屈匄被俘。楚怀王震怒，动员全国兵力再战，结果在蓝田再次溃败。

更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78年，白起亲率秦军攻破楚都郢，焚毁王陵，震撼全国。《史记·白起传》载：“白起遂拔郢，焚王陵，东击夷陵，楚大骇，遂迁都陈。”这是楚国历史上极为耻辱的一幕，不仅国都被破，先王陵墓被毁，连宗庙祭祀也不得不迁往新都。

接连的惨败在楚国朝野上下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国君、将领乃至百姓对秦的畏惧已深入骨髓。这种长期积压的心理阴影，让楚国在面对秦国时极度谨慎，不敢轻举妄动。

上图_ 商鞅变法

二、楚国国力日衰，难以发动对秦全面战争

从制度和国力看，楚国已远不如秦。早年楚国曾进行改革，吴起担任令尹大刀阔斧变法，但吴起被杀后改革失败，贵族复权，国家逐渐回到旧式权贵主导的格局。反观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通过废井田、设郡县、行军功爵，成功将权力集中于中央，使国家步入高效运作轨道。

白起之所以屡次得胜，不仅在于其指挥才能，更在于秦军制度先进，兵员训练有素，而楚军则多由地方贵族带兵，纪律松散，效率低下。

上图_ 秦昭襄王（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1年），又称秦昭王

此外，在长平之战前后，楚国正处于王权更替、政局不稳之际。楚怀王中计被扣武关，死于秦国，使楚国元气大伤。其子顷襄王即位后，政局更显混乱，朝中诸侯争权夺利，朝政腐败。史载顷襄王“好声色犬马，疏于政事”，而其母子兰专权误国，内政败坏。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秦赵两国疲惫不堪，楚国也根本无力发动一场战略性的北伐战争。更何况，一旦出兵不利，极可能招致秦军报复，其后果楚国不堪承受。

三、楚国在邯郸之战中的被动与勉强出兵

上图_ 公元前260年，战国七雄版图

当秦军再次围困邯郸，赵国危在旦夕，赵王派平原君联合各国求援。平原君到楚国请求出兵，楚考烈王态度模糊，迟迟不表态。

《史记·平原君列传》记载了毛遂对楚王慷慨陈词的情景。他指出：“白起小竖子耳，三战而辱王先人，是楚百世之仇。今不出兵，是忘国耻也！”毛遂言辞恳切，并使出激将法，才让楚王终于答应出兵十万，但态度依旧敷衍迟疑。

上图_ 昭阳 （战国时期楚国令尹）

此时的楚国，出兵救赵只是迫于舆论与外交压力，实则心有余悸，对秦依旧畏惧不已。

四、楚国朝政混乱，将领平庸，缺乏统一战略意识

楚国后期的将领与政务安排也反映出其体制混乱、指挥松弛的状况。

如昭阳领军攻齐之事，原为楚国扩张良机，却因秦国说客陈轸几句激将便草草收兵。陈轸以“无功可加”之语劝退昭阳，昭阳竟然信以为真，自废战机。这反映出楚军将领素质不高，缺乏远见和决断力。

不仅将领失格，君主更难堪大任。楚考烈王年少登基，无实权；政事被外戚子兰把持，宫廷斗争激烈。朝廷缺乏稳定战略方向，使得对外政策多有反复。即便有良机，也无力把握。

五、秦国的威慑力使各国缄口不言

长平之后，秦军尽管疲敝，威名却达巅峰。其手段之残酷、战力之强悍，让各国不寒而栗。

魏国信陵君借兵救赵亦是暗中进行，非魏王所允。这说明在当时，连魏国这样的列强都不敢公然与秦为敌。

楚国虽疆域广大，却缺乏秦国那种强大统治力和战斗力。面对此情此景，不战或许并非懦弱，而是务实的保命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