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来说，都城的设置都是“国之大事”，必然要慎之又慎。鲜卑拓跋政权曾先后在三个城市建都，孝文帝时将都城从平城迁往了洛阳。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北魏的政治目标从四处扩张转为了加强统治，相比来说，洛阳要比平城具有统治优势。

北魏皇族改姓也是北魏加强统治的一个措施，在封建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任何一个外来民族想要在中原地区形成长久的统治，就必须汉化，北周、北齐和清朝都是如此。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当时魏孝文帝下诏“魏之先出于黄帝，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源也。”而“元”代表的就是万物之源，由此可见，“元”这个姓氏并不是随便选择的，而是孝文帝为了彰显统治正统性，特意选择的一个姓氏。

一、政治原因

（一）政治发展的需要

可以说拓跋鲜卑政权的发展壮大与多次南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孝文帝之前北魏就已经多次迁都了，之前的东木根山和盛乐都处于塞外的草原游牧生产区，随着都城的南迁，拓跋一族的势力也渐渐南迁，迁都平城后，拓跋一族的势力已经进入到长城内侧的农耕地区了。由此可见迁都洛阳并不是北魏孝文帝的一时兴起，而是北魏政权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选择。

定都平城是北魏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但是到了孝文帝时这一发展时期早已过去。气候恶劣，不利于农牧生产的平城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在《魏书》中记载，魏太祖时期，曾多次发生旱涝灾害，有很多流民迁入于平城，但是因为交通不便，所以平城的经济发展程度极其有限，无法尽快解决流民问题。

相比于平城来说，洛阳这座城市更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洛阳居于天下之中，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曾多次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了陆地交通以外，洛阳的水路交通也十分便利。这一优越的交通因素，能够让中央的命令很快的下发到地方，同时也能够及时收到地方情报，便于各地来朝贡。在《魏书》中曾记载“洛阳九鼎旧所。”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洛阳这个城市曾被视为王权的象征。

迁都是北魏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即使都城不是洛阳，也断然不会再是平城。平城是一个很好的军事之地，但并不适合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这样看来，平城自然会被倡导文治的孝文帝所摒弃。

（二）缓和民族矛盾的要求

北魏在建立初期只是一个发展落后的小部落，在进入中原的过程中，统治者吸取了汉族地主的建议，融合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汉化，但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依然属于奴隶社会。北魏的南下伴随着长期大规模的民族征战，很多北魏贵族自视甚高，看不起其他民族的人们，在面对其他民族反抗时，北魏贵族常常会对他们进行野蛮的屠杀。

在战争时，北魏贵族这些汉族以及其他各民族的人充当前锋步兵，让他们冲锋陷阵。鲜卑骑兵骑马在后，任由战马践踏这些前锋骑兵。

在统治集团内部，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也极大，因为民族差异，鲜卑贵族对汉族地主存在很大的戒心，于是便在朝堂中处处压制汉族地主的势力。虽然汉族地主已经被纳入统治集团了，但他们几乎没有实权。

这些汉族地主在成长过程中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也并不十分认可鲜卑贵族的正统地位。所以这两个政治派别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鲜卑贵族常常会因为意见不统一对汉族地主大肆屠杀。

除了社会上层内部的矛盾以外，统治集团与社会底层之间的矛盾也极其尖锐。北魏时期，因为长期的征战，国库并不宽裕，因此官吏并没有固定的薪水，只能靠战利品来作为额外奖励，在逐渐统一之后，连战利品都没有了，官吏为了维持自己奢侈的生活，开始了对底层百姓的大事残酷搜刮。

并且，政府也会经常向百姓们征收额外的绢、帛、粮食，在沉重的赋税压迫下，百姓们不堪其扰，纷纷起义，据统计从北魏统一到孝文帝改革之前的50多年里，北魏就爆发了80多次的农民起义运动。

在封建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政权被推翻，都与其内部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有关，这次改革之所以如此的义无反顾，主要还是因为此时国家内部的矛盾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北魏皇室的统治。所以不得不通过迁都，改姓等方式来获得汉族百姓的认可，以此来牢固统治基础。

二、经济原因

在鲜卑政权早期，百姓们过着畜牧迁移涉猎为生的生活。在东汉初年，整个鲜卑部落南迁到了阴山，河套一带，逐渐接触到农业经济，但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仍然是狩猎业。

据史料记载，北魏道武帝至北魏献文帝的90多年间，统治者曾带兵狩猎67次，由此可见鲜卑统治者对于狩猎这一生产传统的重视。这一传统造就了鲜卑人勇猛不羁的民族性格。

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这一经济生产传统出现了很大改变，孝文帝在位的29年中从未带兵出去狩猎过，之后的几位帝王也很少出去狩猎。由此可见狩猎业在整个北魏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和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姓为元，推广汉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但是，孝文帝改革的确促进了整个北魏的经济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促进了人口增长。这对于整个北魏王朝的发展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文化原因

（一）文化发展的需要

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曾多次成为王朝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心的洛阳文化底蕴也极其深厚，虽然在战乱年代时遭受过破坏，但像过去的太学遗址以及《经学石经》仍然残存，其中就有著名的《三字石经》。

据《魏书》记载，太和十七年九月，孝文帝巡幸洛阳，看到这些太学典籍被破坏时曾十分感慨说“荒毁至此，永伤朕怀”。之后他又先后巡查了洛桥，太学以及石经。

对于寻求汉化的孝文帝来说，选择洛阳作为都城，无疑表明了自己恢复儒学，重振洛阳的决心，这有利于北魏朝廷笼络天下读书人。改变过去人们对于拓跋皇室“重武功，轻文教”的印象。

（二）民族大融合趋势的出现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动荡时期，北方地区战火纷飞，因此人口流动现象十分严重，出现了多民族人民混合居住的趋势，这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了解提供了机会。在共同抵抗鲜卑贵族的过程中，各民族人民沆瀣一气。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分土定居”发展农业的措施，这使过去以畜牧业为生的少数民族改变了过去的生产方式，转而从事农业。

在北魏初期设置了太学，北魏朝廷重用诗人，这些政策得到了汉族地主的支持，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孝文帝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得到了汉族人民的支持，加速了封建化进程，有效地巩固了统治。

总结：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姓位为“元”是为了巩固统治，争取汉族人民支持。不过从客观上来说，他的这些措施的确促进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加强了民族融合，推动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