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元修为躲避权臣高欢，西奔关中投靠宇文泰，大量关外的文武官员涌入关内。在著名的“沙苑之战”中，在宇文泰“奉王命以讨叛乱”的大旗下，有大量的山东、河南士庶豪强起兵响应，并在河桥之战班师时随西魏军尽数迁入关内。从此，山东、河南等地的士庶豪强开始与宇文泰的关陇政治军事集团融为一体。

一、山东、河南士庶分类

山东士庶豪强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随孝武帝西迁的朝廷文武官员，在这类人中文官多以中央化的山东士族为主，武官虽以十族化的代人为主，但也杂有不少北镇军人。

二是西魏军东进期间响应的士庶豪强，他们当中的士族中央化程度较低，多与地方宗族势力结合紧密，不仅文化水平高，也兼习武艺，庶族则多是郡县之中的土豪，家族势力强大，普遍尚武，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由于士庶豪强成分十分复杂，对宇文泰而言，很难以简单划一的手段予以笼络，不得不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二、朝廷文武官员

由于孝武帝西奔仓促，随驾入关的多以军人为主，但仍有部分文官跟随进入关中，或是后来闻讯弃官间道入关。在高级文官中，弘农杨氏出身的杨宽兄弟最有代表性。杨宽在孝武帝朝任黄门侍郎，“监内典书事”，并兼侍中，是孝武帝的亲信之臣，因而得以兼任武职，以图内大都督“专总禁旅”，这也是他能及时随孝武帝入关的原因，入关后，杨宽继续任职禁军，又兼吏部尚书。

杨宽在大统十六年兼任大承相府司马，相府司马非是一般丞相僚属，而是丞相的高级助手，宇文泰能将如此重要的职务交予杨宽，可能与杨宽的出身门第有关，杨宽所属的弘农杨氏为关中第一等的士族，虽然先前经历过杨播、杨椿的灭门惨案，但杨氏在当地的影响还在，且杨宽一门似乎未受该事件波及。

而弘农所属的东雍州又是长安的东大门，杨宽之兄杨穆即留在乡里，若杨宽通过其兄在东雍州施加影响，为东魏军开道，则后果会十分严重，因而有必要笼络这一重要家族。杨宽自孝武帝死后失势，但他似乎并不甘于在闲职了此一生，可元氏无权，只有投靠宇文泰才有可能重获出头之日。

此时杨宽的另一兄长杨俭在大统七年兼领大承相府诏议参军，出任都督东雍华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华州刺史，负责管理宇文泰华州大本营的行政事务，显然深得宇文泰信任，而德高望重的杨俭、杨宽倒向宇文泰，无疑会对其他朝廷文官产生影响，带动更多朝廷官员投靠宇文泰。

对于低级文官，宇文泰也未放过，如庶族出身的冯迁，入关前只是州郡僚属这类的小官，但因入关后多随宇文泰征战，且出死力，因而得到提拔，逐渐担任州郡长官，后来成为宇文护的亲信。此外还有部分士族子弟，入关时都还年幼，如顿丘李昶、陇西李礼成等，长大成人后也皆都与宇文泰及其集团结成一体，为其服务。

随孝武帝入关的禁卫军人既有六坊之众，又有北镇军人，他们入关后，由于宇文泰被授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而被宇文泰重新整编，他们中的不少人因此脱离禁卫军系统，成为受宇文泰及其诸将指挥的军人。

至于普通的南迁代人，如宇文测、宇文深、宇文显和、达奚武等，则直接被宇文泰招入麾下，其中宇文测在作为孝武帝使者出使关中时就被宇文泰以同宗之谊所打动，入关后即投入宇文泰怀抱，任相府长史，“军国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测详定宗室昭穆远近，附于属籍”，成为宇文泰的得力助手。

由于六镇之乱，不少六镇人南逃，其中一部分进入河南，被朝廷编入禁军，也有部分在尔朱氏失败后未被高欢所用，而是投靠朝廷，成为禁军。因为他们与武川军人集团出身相同，且他们虽然在六镇之乱和河北起义中站到了朝廷一方，但他们与朝廷因孝文帝汉化改革造成的矛盾并未消除，因而很容易被宇文泰争取过去。

如宇文贵是夏州豪强出身，与宇文泰同宗异支，而宇文泰又曾任夏州刺史，手下不乏夏州籍人士，所以在宇文泰的亲情攻势下，大统初年尚担任禁军右卫将军的宇文贵最终投靠了宇文泰。

三、闻讯奔赴关内者

孝武帝被高欢逼走关中，一时间激起众多官员、豪强的愤慨，许多人基于义愤，或弃官奔赴长安，或从忠于帝室的军旅入关，如库狄峙、李和、楼宝、长孙子彦等也有一些士族子弟因仇恨而与高欢对立，问道入关以图复仇，如崔猷、辛士贞等；还有亲属在关内担任显职，怕被高欢报复而举家入关者，如寇桥等。

这些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入关，都因一与高欢对立而和宇文泰有很多利益共同点，所以也是比较容易为宇文泰所用的人群。如崔猷因父崔孝芬被高欢所害而奔入关中，他的几个兄弟也多在晋阳被高欢所杀，因而他与高欢之间有着血海深仇。

虽然他入关后多担任给事黄门侍郎、黄门、司徒左长史等内省或三公官员，但凡有对高欢的战事他都积极参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猷常以本官从军典文翰”，以学识代替刀剑为家门复仇，宇文泰也因而深悉其能，知他“智略明赡，有应变之才”，后大将王思政因不听崔猷的建议，兵败被俘。

四、起兵响应西魏者

孝武帝西迁，在河南、河东地区引起了很大震动，士庶豪强普遍对高欢的逐君行为表示不满，并通过起兵响应西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庶族豪强，尽管出身不同，但对高欢的态度则是相同的，而敬珍的话最具代表性，“高欢迫逐乘舆，播迁关右，有识之士，孰不欲推刃于其腹中”。

这种基于传统君臣伦理关系的发言代表了许多士庶豪强对高欢“迫逐乘舆”的看法，也是他们投入宇文泰麾下的一个重要理由，不过还不是最关键的原因。

其实他们也很清楚宇文泰与高欢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的乱世袅雄，但宇文泰与高欢不同的一点是占据着道德的高点，即“逆顺理殊”，而且宇文泰在关中“政刑备举，将士用命”，此点也颇为山东豪强所看中，认为追随宇文泰能成大事。

此外，山东豪强当此乱世都有趁势建立功业的冲动，即他们所谋求的“壮士封侯之业”，“效臣子之节，成富贵之资”，而高欢一方组织架构已经比较成型，几乎没有一东豪强，尤其是庶族豪强上升的空问。

但相对弱势的宇文泰一方却还在调整当中，此时出手帮助弱者对抗强者，则他们在宇文泰一方的分量自然比投靠高欢要来得重一些，因此权衡之下，才选择起兵响应宇文泰，以求取富贵。

对于这些主动投附，且在地方上颇有势力的士庶豪强，宇文泰也是不吝封赏，不过因出身不同也存在差异性。士族豪强普遍比庶族豪强所得到的官爵要高一些，且晋升也较快，如郑伟在魏恭帝二年就进位大将军。

司马懿官爵晋升虽不及郑伟，直至北周时才进位大将军，但妻子元氏却被封为公主，这对家门而言也是颇为荣耀，而敬珍、敬祥兄弟等庶族豪强则多止步于郡守、刺史，难以进入关陇集团的权力核心，不过较之他们在和平时期按门第取士不过县令、板授相比，已经是光宗耀祖了。

山东豪强从宇文泰处得到了想要的身份，而宇文泰则通过他们完成了军队的物资补给和兵员补充，由当地人充任向导，也降低了进军难度，拥有数万兵马的高昂最终弃守洛阳，也是如火如荼的豪强起兵之势使他丧失了在洛阳长期坚守的根基，为避免被敌人里应外合，攻破城池，主动撤回了根基比较牢固的河北地区。

对于山东士庶豪强，宇文泰除将第五女嫁与有北镇背景的窦毅外，并未通过联姻之法予以笼络，这反映出山东十庶豪强在宇文泰眼中不如武川军人集团和元氏宗室重要，甚至不如部分关陇土著豪强和战俘，因而他们的地位只能居于下位。

究其原因，则是他们在关内缺乏根基，本身实力又有限，虽然不乏领有乡兵的豪族大宗，但还是由于许多豪强驻守在关外，没能跟进宇文泰所推行的关陇土著化政策，与其他关陇贵族缺乏必要的感情交流，因而被排斥在核心权力圈外。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山东豪强，尤其入关的山东士族与各种来源的关陇贵族普遍联姻，终于在北周后期地位得以提升，在杨坚篡夺宇文氏政权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五、总结

山东、河南等地的士庶豪强随着孝武帝西迁和宇文泰对高欢的战争迁入了关内。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随皇帝西迁的朝廷文武官员，以杨宽为代表；一类是西魏攻打东魏的高欢时期，迁入的士庶豪强，以崔猷为代表。他们集体迁入关内，成为了关陇集团利益团体的一部分。